科幻文学与公共决策：科幻如何改变现实政治

电影《2001：太空漫游》剧照。

当地时间8月18日，第77届世界科幻大会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公布了2019年雨果奖的获奖名单。今年的星云奖得主、美国作家玛丽·科瓦尔凭借TheCalculatingStars斩获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电影《蜘蛛侠：平行宇宙》获最佳戏剧表现奖。

与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相比，科幻小说还是晚近出现的新生辈。直到1840年，“科学家”（scientist）一词才正式被人提出，而科幻小说（ScienceFiction）的说法则要等到1851年才出现。优秀的科幻作品总是让读者去思考，是什么让当下与过往的时代变得不同，我们会走向一个怎样的未来，以及我们如何去应对变化中的挑战。

科幻文学那种“指向未来”的特征，不仅塑造着我们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也对现实中的社会和公共政策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实际上，科幻文学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比我们想象得更为紧密。在历史上，科幻文学不仅推动了未来技术的发展，也影响了政治发展的格局。

航天局为什么愿意同科幻作家合作？

在严谨的科学研究与流行的科幻小说之间，并非如很多人想象中那样泾渭分明。很多知名的科学家，十分热衷于科幻小说。

澳大利亚科学家IanChubb教授曾说，自己从《生活大爆炸》中学习到不少让科学变得有趣的方法。英国前科学部长MalcolmWicks曾提议，教师在课堂上运用《星球大战》或《神秘博士》里的场景开启科学课的讨论。美国火山学家JessPhoenix在竞选国会议员时，曾把一项环保行动与《星际迷航》中的宇宙观联系在一起。

除科学家以外，一向追求“高精尖”的航天机构，也是不折不扣的“科幻迷”。1969年，在“阿波罗11号”登月的前夕，一部被后人奉为圭臬的科幻电影在好莱坞上映。《2001：太空漫游》能够成为经典，得益于NASA的大力支持。片中的飞船、空间站等元素的灵感均来自于NASA，导演库布里克更是花费了75万美元制作了一台高12米，宽2米，并真的能以5000米/小时的速度转动的太空舱模型。

近年来，好莱坞的科幻大作，从《世界末日》《万有引力》《火星救援》到《复仇者联盟》，背后无不有NASA作为金牌顾问。2014年，NASA还与出版社合作启动专项，帮助科幻作家们写出贴近科学原理的故事，不少美国科幻作家也是NASA的顾问。

在严谨求真的科学家与天马行空的科幻作家之间，为什么能够实现双向的合作？在刘慈欣看来，科学同样有赖于科幻中无惧无俗的想象力：“国内的专家会奇怪，觉得科幻作家懂什么。其实，我们的作用，就是启发航天工程师的想象”。

科幻小说如何影响社会政治

科幻作品不仅受到科学界人士的青睐，历史上不少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也是忠实的科幻迷。从一国总统到渴求变革的普通人，科幻小说不仅为渴求变革的普通人浇灌了远大的理想，也为温斯顿·丘吉尔、罗纳德·里根、尤金·德布兹等政治领袖塑造了他们的行动方针与政治实践。

1888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位律师出版了长篇小说《回顾：公元2000-1887年》。作者爱德华·贝拉米（EdwardBellamy）在书中畅想一位年轻的波士顿人陷入一个多世纪的沉睡，并在2000年醒来，同时发现美国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在一个没有资本主义的世界里，国家管理着一切，社会和技术进步高速发展，商品与服务的中间商被抹除了，普通人的工作时间减少了，大多数人都可以提前退休。贝拉米认为，摆脱了市场资本主义的美国人将会拥有一个更富裕也更有效率的理想社会。

当时社会主义在美国常被视为离经叛道的思想，《回顾》的问世让美国各地兴起“贝拉米俱乐部”，成员包括了后来一些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尤金·德布兹（EugeneDebs）、厄普顿·辛克莱（UptonSinclair）、卡尔·桑德堡（CarlSandburg）和埃里希·弗洛姆（ErichFromm）。据说英格兰的“花园城市运动”（GardenCityMovement）也受到了这股思潮的影响。

科幻小说中的乌托邦理想给予人的力量之大，甚至能够孕育出政治党派。1957年，俄裔美国作家、哲学家安·兰德的乌托邦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在美国出版，尽管恶评如潮但畅销无比，一时之间对美国大众的影响仅次于《圣经》。安·兰德在小说中推崇的极小化政府的个人主义，深深吸引了一位名叫大卫·诺兰的年轻人，后者在1971年根据小说的精神创建了美国自由党（LibertarianParty）。美国自由党至今仍援引安·兰德的作品来彰显其价值观。

在个体被无限张扬的年代里，另一位让无数年轻人为之倾倒的精神偶像是罗伯特·海因莱因。如今被誉为“美国现代科幻小说之父”的海因莱因，不仅创作了大量经典科幻作品，也曾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文化热潮的先锋。

在那个年代里，美国军事学院与嬉皮士社区的教室到处可见海因莱因的小说《异乡异客》。书中描绘了一位来自火星的神秘人士，他的精神信念与嬉皮士们所信奉的“爱、永恒与纯真的理想”不谋而合。在崇尚偶像破坏和自由性爱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海因莱因的科幻小说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化象征。

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

在政治谋划与科幻想象的互动中，最为疯狂的一次实验，莫过于罗纳德·里根主导的“星球大战”计划。里根一直痴迷于科幻小说，在里根看来，科幻小说不仅仅是毫无根据的幻想，他相信科幻小说作家能够对技术和未来的发展提供宝贵的意见。

1983年，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在直播采访中向电视机前的全美人民宣布，美国将在未来几十年里投资上万亿美元，研发足以抵御洲际弹道导弹的战略防御系统。据说这个系统将装备一系列太空X射线激光器，可以探测并转移任何朝美国发射的核武器。

这一近乎科幻的设想与天文数字般的资金投入，让不少政治家和科学家感到不切实际，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Kennedy）将其称为“不计后果的‘星球大战’计划”，这一名字也由此被流传下来。

如果看一看当时美国航天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构成，也许就更能理解参议员肯尼迪的担忧了。除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外，里根总统麾下的顾问委员会包括了一大批当时著名的科幻小说家。这些科幻作家最初的职责是帮助里根团队完成过渡，以适应其在太空政策中的新角色，但最终成了政府决策班子的一部分，为里根团队起草了几份太空政策文件，包括说服里根推动“星球大战计划”。

在冷战背景下产生的星球大战计划，最终注定成了一个费力不讨好的狂想，一场漫长、昂贵而无用的冒险。然而，科幻作家与国家航天局的合作，却从此成为不少国家发展航天技术的传统。

公共决策的试验田？

毫无疑问的是，不少科幻经典的幻想，如今已经成为现实。艾萨克·阿西莫夫在1952年发表“银河帝国三部曲”的时候，书中描绘的扫描仪、复印机、笔记本电脑、指纹扫描，如今都已成为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科幻作品的问题指向，往往也并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过时。1818年玛丽·雪莱创作的《弗兰克斯坦》，被称为第一步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当时很多人仍然把科学这种新兴事物视为异端。人类命运与科学进步之间的冲突，能够得到解决吗？200年后，《弗兰克斯坦》抛出的母题仍然没有过时，克隆技术、基因编辑和人工智能技术遭遇的伦理困境，就是这个时代的“弗兰克斯坦”问题。

然而，这些现实生活可能遇到的新问题，在科幻小说中早就出现了。远远早于问题实际发生之前，科幻作家们已经在思考未来世界可能遇到的困境，信息时代的个人隐私、克隆婴儿的伦理问题等如今困扰我们的问题。科幻小说通过具有想象力的文字来“模拟”未来世界的可能性。

作家们给出的处方未必就一定是正确的，科幻作品也不可能成为技术与立法的指南。一些科幻作品，或陷于乌托邦的白日梦，或陷于反乌托邦叙事的厌世与悲观，或是片面地崇古贬金，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假想的古代。然而，这并不妨碍科幻文学能够为公共决策提供自由讨论和试错的空间，成为未来技术与公共决策的试验田。

新京报记者李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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