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人的“至暗时刻”

□禾刀

1952年12月4日至9日,伦敦遭遇有史以来的“至暗时刻”:大白天的伦敦陷入雾霾笼罩,犹如一座黑暗之城,短短几天,“超过1.2万人死亡”。

《雾都伦敦》是一部以“伦敦雾”为主题的著作,作者威廉·卡弗特长期从事16－18世纪英国城市史和环境史研究。经过深入调查后,卡弗特认为,“伦敦雾”的形成不仅是因为技术变革,也缘于社会关系,伦敦空气被污染的过程涉及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因为他们共同创造了一个肮脏的城市环境。

提起“伦敦雾”,许多人立马想到的是煤烟。“大约从1600年开始,伦敦每人每年约消耗一吨煤。”当伦敦人口迅速增长,煤炭使用量随之快速攀升时,人类知识水平和城市建设管理水平却未能赶上步伐,于是形成了“欠账”。卡弗特亦认为,“在17世纪和18世纪,煤炭越来越深地嵌入了伦敦的社会关系,在一个不断扩张的王国中取得了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的地位。伦敦似乎就不能没有煤”。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煤炭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刚需”,二是煤炭正深刻影响着伦敦包括决策者和普通居民的思维。

卡尔·波兰尼是美国经济人类学中实在论学派的创始人。他指出,工业革命兴起,传统商业经济模式无法满足现实要求,这意味着经济要实现发展,就必须变革传统社会架构,为经济腾出更多话语空间。经济从社会(行政)“压服”状态下“解放”的过程,这就是“脱嵌”。煤炭的广泛使用,为英国工业革命作出重要铺垫,也为构建近代市场经济打下了基础。从这层意义上讲,“伦敦雾”本质上是英国经济挣脱社会(行政)的“脱嵌”表征,同时也是煤炭作为“生活必需品”,全面嵌入社会的重要节点。

直到1980年,伦敦雾霾天气才降到5天以下。从1600年起,伦敦真正走出伦敦雾的“至暗时刻”,前后耗时数百年,足见步履之艰难。

在“伦敦雾”频频爆发前,“污染”一词尚未诞生。卡弗特认为,伦敦“污染之所以那时才出现,是因为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操纵自然的能力,由此人类开始大规模地破坏环境”。事实上,除了煤烟排放问题,伦敦一度还遭遇了严重的工业废水污染。1878年,因为泰晤士河污染严重,导致640名翻船游客中的大多数人因呛入污水而中毒身亡。

回顾人类近代历史遭遇的重大污染事件不难发现,几乎都是“温水煮青蛙”式改变的结果。一开始人们忙于经济发展,对日益严重的污染现象缺乏足够的警惕,习以为常。虽然伦敦历史上长年遭遇煤烟困扰,但那个时代的人们出于各自利益,反倒不怎么希望禁止煤炭贸易。当然,这并不代表人人都愿意接受这种空气,而是有钱人开始在空气更好的郊区建设别墅,隐居乡村。当这些不正常现象逐渐被人们接受并慢慢成为一种日常时,一种扭曲式思维于是应运而生,在伦敦人看来,“有道德的人宁可逃避也不愿改革它”。

今天的伦敦早已送走了的烟雾。作为解读“伦敦雾”样本的重要著作之一,卡弗特的独特之处在于,告诫人们别把污染看成孤立现象。换言之,人类唯有提高警惕,设立并牢牢守住污染侵入社会毛细血管的诸多红线,人类才可能避免悲剧重演。

《雾都伦敦》

[美]威廉·卡弗特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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