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利是国家成功之果而非因

我们常常听人说：北欧国家没有穷人，从摇篮到坟墓政府全包办，是真正的高福利社会……可惜这只是一厢情愿。北欧当然非常成功，但它的成功与高福利并没有关系。在变身为高福利国家之前，北欧各国已经靠自由贸易甩全世界好几条街了

醒醒吧，别做梦了北欧的成功不是因为高福利

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冰岛——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五个北欧国家在地图上的具体位置，但一定听过“拉仇恨”的北欧模式：上学不要钱，看病几乎免费。你生病了，老板照样发工资。失业了，政府给发工资。退休了，政府还提供丰厚的养老金，真正从摇篮管到坟墓。这里没有穷人，无论是电视明星还是家门口的粉刷匠，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平等。联合国都说，丹麦是地球上最幸福的国家，另外几个国家也不差，冰岛排第三，挪威第四，芬兰第五，瑞典第十。他们还能抱怨什么呢？

不只是中国人，一些美国人也对北欧模式心驰神往。2016年美国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伯尼·桑德斯就称赞道：“我们（美国）应该把目光投向丹麦、瑞典和挪威这样的国家，学学他们为劳动人民都做了些什么。”但可惜，人们对北欧国家所有浪漫美好的幻想，要么错误，要么过时。

在变身为高福利国家之前，他们就甩全世界好几条街了

毫无疑问，北欧国家在过去100多年间积累了数量难以置信的财富。1870年1970年，北欧各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拿瑞典来说，瑞典在19世纪曾经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比英国这种经济大国不知道穷到哪里去了。但到了1970年，它变成了全世界第4富有的国家。在1970年，瑞典人的生产力是100年前的17倍，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当然芬兰、挪威、丹麦人不甘示弱，也取得了14、12和9倍的成绩。

不过，这些财富和“高福利”“大政府”没多大关系。瑞典成就斐然，不是因为瑞典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因为它和其他成功国家一样，有着一套运转良好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制度。瑞典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安德里亚斯·伯格梳理大量过往研究发现：18世纪，瑞典引入私有产权，促进了农民土地产量；19世纪中期，瑞典建立私人商业和储蓄银行，农民储蓄和私人投资开始蓬勃发展；当时的财政大臣约翰·格里彭斯泰特奉行自由贸易，瑞典从人口、货物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中获益匪浅；更不用说19世纪中期，瑞典还拥抱了新闻自由、男女平等，废除了贵族享有的特权，为清廉政府铺平了道路。

北欧国家人均寿命之高、婴儿死亡率之低，也常常让很多人痛恨自己“投错了胎”。但在变身为高福利国家之前，北欧各国已经能够甩全世界好几条街了。伦敦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尼梅·塞南戴吉在《斯堪的纳维亚没有例外》一书中提到：1960年，挪威的人均寿命为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最高，紧随其后的是瑞典（第3）、冰岛（第4）和丹麦（第5）。当时北欧国家税收占GDP的比重和美国不相上下（30%左右），也就是说北欧还没来得及建立起高福利制度。但到了2005年，恰恰当这些北欧国家纷纷转型为高福利国家之后，他们与英国、美国之间的人均寿命差距反而被大大缩短了。

羡慕北欧高福利可以，但别以为北欧不用“拼爹”

别以为是北欧高福利制度带来了平等。两位瑞典经济学家耶斯佩尔·罗伊内、丹尼尔·沃登斯通告诉我们，20世纪头80年瑞典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有了巨大改观，但是绝大多数改善，在瑞典还没变成高福利国家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另外一个残酷事实可能更让“北欧粉”心碎：北欧国家高福利下的平等，不见得能比“水深火热”的美国好多少。美国经济学家、诺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研究发现，比起美国来说，丹麦贫穷人家的孩子不会更有可能得到一份中产阶层的工作。而且，如果一对丹麦父母没有大学毕业，那么他们小孩上大学的机会和相同条件的美国人一样没什么希望。

即使在童话般的丹麦，父母也很重要。那么北欧其他国家呢？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教授格雷戈里·克拉克的论文揭示，18世纪的瑞典精英——医生、律师和大学生，他们的后代到现在仍然是精英，和英美国家没有什么两样。此外，芬兰100%的亿万富翁，他们的财富都来自于继承，而在美国，这一数字仅为28.9%。这意味着，如果一个芬兰人出生时不是亿万富翁，那他这辈子就可以对此死心了。

北欧的福利早已开始走低了

当人们还沉浸在对北欧不切实际的迷恋中时，北欧其实已经悄然转变。瑞典在1970年曾经是世界第4富有国家，但实行高福利试验随后二十几年中一落千丈，在富裕国家排行榜上下滑至第14名。此后瑞典痛定思痛，进行了大量去管制和私有化的改革。

《经济学人》报道，瑞典把公共开支占GDP的比例，从1993年的67%降到了2013年的49%；个税的最高边际税率降到了57%，一大堆财产税、赠与税、遗产税纷纷被废除；瑞典大胆引入教育券制度，让那些不愿意把孩子送入公立学校就读的家长，能够选择私立学校（有研究证实，这促进公立与私立的竞争，提高了平均大学入学率与受教育年限）；在医疗服务和老年人看护领域，私人公司能够介入与政府竞争；瑞典甚至对民航管制进行了私有化。

这些眼花缭乱的数字和实例都在说明，瑞典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大政府、大规模公共支出的拥趸。我们再看其他北欧国家，如今的丹麦拥有全欧洲最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它同样允许家长花政府的补贴把孩子送去私立学校，如果学费不够，自己来补齐。芬兰则利用风险投资家的天使投资人的本领，促进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北欧国家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甚至比美国还低……

为什么北欧国家要作出这样的改变？丹麦历史学家贡纳尔·莫根森说：“我们的福利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是极好的，我们只有一个小问题，那就是我们负担不起。”北欧国家已经明白，他们无法逃脱基本经济规则的掌控。（本文摘编于“网易”作者 黄童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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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具有刚性和不可逆性

刘保中、李春玲在《人民论坛》刊文说，欧洲福利制度作为工业化社会的产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起到了改善民众生活水平、缓解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福利国家危机”出现以来，“从摇篮到坟墓”的优越的高福利制度所引发的过度膨胀的福利支出水平，以及福利降低市场和社会保障的效率、阻碍经济发展、民众就业动力下降、助长懒人群体、破坏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降低企业乃至国家的竞争力等一系列“福利陷阱”一直饱受争议。

对于欧洲的政治家而言，降低社会福利水平，改革不合理的福利制度，是必须而又非常迫切的事情。然而，福利待遇给予容易，收回困难。社会民众无法接受福利下降的心理预期正在使得削减福利的改革陷于泥潭。抗议政府削减福利计划的游行示威活动此起彼伏。福利具有刚性和不可逆性，政府福利的紧缩会引发不断的民众抗议和社会危机，变革政策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始终是悬在不同时期政府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使得福利国家目前的福利调整实际上只是停留在小修小补的“边际性调整”，高福利社会制度积重难返，改革难以从根本上打破固有的制度体系。福利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改革面临的民众抗议也不可避免，但目前还看不到有效的解决危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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