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在隆冬，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偶然读到加缪的这句话，我感觉有一种东西借助我坐的椅子和我脚踩着的木地板进入我的身体。1957年，加缪在瑞典发表获取诺贝尔文学奖演讲时说：“写作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它有所承担，承担我们共有的不幸和希望。”

那我为什么要写诗？

为这个事情，我纠结过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客户、员工都反对我写诗，我业余爱好写诗，客户和员工为什么反对呢？我很纳闷！退一万步讲，总比打麻将、天天唱K好吧。后来我想明白了，因为思维方式不同，看一件事情的结果自然不一样，我能够理解。这里面牵涉到个人的成功和组织的成功，它们是有区别的。我诗写得再好也只是个人的成功，我个人的成功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而公司经营得更好了，品牌更响亮了，是组织的成功，组织的成功能够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收入增长、个人成长、未来可期以及成就感。

我放弃过一段时间诗歌，但诗歌后来又自然归来。我的内心告诉我，我仍然热爱诗歌，因为我的诗有所承担。

布罗茨基曾说，诗人几乎就是生命的同义词。

为什么要写诗？为什么要做一个诗人？答案不言自明。

在大多数人看来，诗歌是无用的。甚至一些大诗人也这样认为。希尼说：诗歌不能阻止任何一辆坦克。奥登说：诗歌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

事实真的如此吗？

两种无用是有区别的，大多数人眼中的无用是功利里的无用，大师所说的无用是他们认为“诗歌根本没有能力介入现实。”所以答案是否定的。诗歌虽然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但它能够通过改变人的意识而改变人和事物之间的关系（西渡）。

虽然大诗人认为诗歌没有能力介入现实，但我并不屈服这个观点，我希望我的诗能够有力地介入现实，处理身边发生的事情以及人类共同的日常生活经验，这是我诗歌写作努力的方向。我不断提醒自己，别纠缠于琐屑的生活细节，别陶醉于自以为是的文字细节。

我虽然前前后后写了近三十年诗，但并没有认真思考过如何写诗，是今年才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也许我是晚熟品种，像史蒂文斯那样。

我的写作一直是即兴的，没有野心，也没有刻意的训练，但今年有些不同。我想，不管自己是否有足够的才华把诗写好，但既然“做一件事”，就把它做得像个样子。

最近，我经常思考如何写一首好诗？我不再追求数量，也不再盲目地写。今年的写作与以前最大的区别在于：以前是自己对自己说话，现在是替万物言说；以前是即兴的“写”，现在是在诗学理论指导下的“写”。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在思考“代言人”是否可以重建一个“新世界”，代言是否会降低经验的强度。

我现在推崇的写作，是诗艺与书写逻辑自洽，是告别灵感式写作，是根据自己对诗歌的认识和诗歌逻辑写作。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写作？现在还处于混沌状态，但肯定比以前更系统，更有计划性，更有哲学思维，而且因为我内心里更加敬畏写诗这门手艺，所以表现在形式上会更严肃更认真一些。

我认为一首好诗的完成有三个基础：首先，一个好题目，它隐含理解一首诗的关键。其次，找到一个语调，语调一旦找到，一首诗就会在写的过程中逐渐露出真身。正如布罗茨基所说，不是诗人在写诗，而是语言在通过诗人发言。语调是给诗歌中的声音找到一个声调，是诗人写作一首诗时的呼吸、气息和气味。然后，一个好的、与众不同的结尾非常重要，它可以成为一首好诗和一首庸诗的分水岭。

我很清楚我没有繁复的技巧，所以我希望我的诗以开阔的境界、真实的场景和深厚的感情作为特征，体现个体在复杂的现实世界里的复杂心理。

被誉为“诗人中的诗人”的史蒂文斯说，在每个诗人身上都有一点儿农民气。写诗，就是以农民气反抗商人气。怀特说：“一个人拥有无尽的马力，然而部分又是花叶青菜。”我感觉他们好像在说我。马拉、余丛等写作的朋友都说我是正能量发动机，一旦能量亮红灯就找我补充能量，而事实上也如此，我好像拥有无尽的马力。“部分又是花叶青菜”也许正是对“无尽的马力”的能量补充。怀特还说过一句话，最好的写作是那些从事业、职业、刑期中挤出时间的人来做的。我希望我写出的诗配得上我挤出的时间。

我知道一个人一生能做好一件事已不容易，而我是一个“贪心”的人，我不但要把事业做好，还要把诗写好，还要让我发起和推动的“壹点爱”助学基金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凭什么？因为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正如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里说，“人一定要想象西西弗斯的快乐”，因为“向着高处奋进本身足以填满一个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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