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巴黎属于我 | 纪念海明威诞辰120周年（连载③）

编者按：21岁到27岁，在人生的黄金时代，海明威旅居巴黎，度过了一段困顿、疯狂的日子。他信仰文学，心高气傲，却只能靠做记者度日，妻子哈德莉的基金是主要经济来源。最为贫困的时候，他甚至去卢森堡公园偷袭鸽子，逮住了就回家炖了吃。

他是社交宠儿，热爱拳击和斗牛。打拳击是他交朋友的惯例，对斗牛的狂热则为他带来了人生第一部重要作品《太阳照常升起》。他戏仿作品嘲弄恩师，把巴黎、伦敦、纽约一些精英朋友难以示人的情感纠葛写进小说……海明威从一个无人问津的时代旁观者变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

美国文化史学家莱斯利·M.M.布鲁姆历时5年深度采访，取材于300万字素材，《整个巴黎属于我》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海明威。

席卷奥林匹斯

多年后，海明威一位同在巴黎的记者同事回忆说，“他是一位行为古怪但显然聪明过人的青年”。另一位美国记者认为海明威是“某种阁楼上的天才”，不过他隐隐带着轻蔑的暗示说，即使海明威在自己的文章里鄙视咖啡馆中的那些人，他结交的也还是那些人。在巴黎的媒体圈里，没有人对海明威持中立态度——终其一生，人们对他不是崇拜，就是反感。但是每个人似乎也能察觉到，他会有不凡的人生。

虽然海明威在同事中树立了不错的口碑，但到了1922年春天，他就厌倦了外国记者的生活方式。虽然这份工作比《合作共赢》的记者工作更光鲜，但是和那时一样累。

“我在这条文字流水线上挣每天吃的面包钱。”他对舍伍德 · 安德森讲——并未提及妻子的信托基金，其实那才是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他还向另一位朋友抱怨，他已经辛苦得快把打字机的色带磨穿了。

海明威担心的不仅是新闻工作会让他没有时间写作具有革命意义的小说，他甚至担心新闻报道本身会损害他写出像样散文的能力。诚然，身为记者，旅行为他提供了很好的潜在写作素材，从事新闻写作也教给了他如何在纸上有效地传达观点。他坦言：“在《星报》，你必须学会写简单明了的句子。”但是除此之外，新闻报道工作带来的只有破坏性的干扰。

“这该死的报纸活计正在一点点毁掉我，”他在写给安德森的信中说道，“但是我打算很快把这些全都抛开，花三个月做点儿别的。”

不巧的是，《星报》的编辑此时对海明威的工作印象深刻，开始派给他更重要、也更费时间的选题。他们把他派到欧洲的各个地方。那时的欧洲仍然没有走出上次大战的余波，同时也在积极地筹备下一场战争。在海明威立誓“把这些全都抛开”后不久，他便踏上了日内瓦采访之旅，奔走了将近一个月。接着，他开始了持续一年的采访旅程，工作繁重而冗长，把他像乒乓球一般打来打去——他从米兰被调到日内瓦，接着又到了法兰克福。单单是日内瓦那一次，《星报》上就登出了至少23篇海明威所写的报道和文章。在伊斯坦布尔，他目睹了一支难民大军：25万色雷斯农民“浩浩荡荡，衣裳被雨水打湿，脚步蹒跚而沉重”，他们“在雨中迈着步子，离家越来越远……他们机械地向前走着，垂着头，目不转睛地盯着路面”，拖着脚步向马其顿进发。在米兰，他采访了墨索里尼（Mussolini），并警告读者，法西斯主义将带来一场灾难。他将“领袖”（Il Duce，这是法西斯主义者们对墨索里尼的称呼）的追随者们描述为“一群身着黑衫、腰佩尖刀、挥舞大棒、走路迅疾、年方十九、口无遮拦的爱国青年”。他为墨索里尼本人扣上了一个“欧洲牛皮大王”（Europe's Prize Bluffer）的称号，还说这位独裁者有一张不可信的嘴，尤其善于“用大词装饰小概念”。况且，“他穿黑衬衫的时候配白鞋罩，这似乎不太合适吧？即使历史上的人也不这么穿”。鉴于海明威非常年轻（此时他年仅23岁），见识尚浅，他语中的自信着实令人惊讶，没有人把他当作一个毛头小子。

实际上，《星报》的编辑总是为海明威的选题留出很大的版面，并意识到这位记者本人也逐渐成了读者感兴趣的对象，于是着手为他打造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公众形象。当年（1922年），报纸刊出了一篇相当长的文章，题目是“欧内斯特 · M.海明威二三事：正在揭开欧洲盖头的人”，文章介绍了这位最近正在写作“非常有趣的文章”的人。这类文章中的信息也并非完全属实——有一篇告诉读者，海明威“在世界大战中和意大利军队搏斗”——但这并不是问题。现在，讲故事的人已经成了故事的一部分。

初抵巴黎时，海明威写信给舍伍德 · 安德森，说一旦夫妻两人安顿好了，他就会把那几张直通文学圈的“车票”寄给几位作家。“（它们）就像一支启航的船队。”海明威说。不过给那些最为重要之人的信，仍然握在他手里。

多数有志向上攀登的作家，可能都会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这些介绍信，以便被介绍给侨民作家中的“奥林匹斯诸神”——这是马尔科姆 · 库利给20世纪20年代巴黎核心创作圈中的作家们起的名字。西尔维娅 · 毕奇把这一群带着光环的人称为“这伙人”（the Crowd）。他们是“某种贵族，在某种魔力的环绕下，几乎不会被推翻”，F.司各特 · 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后来评论说。

美国人源源不断地来到巴黎，争相想被介绍给“奥林匹斯诸神”，但在后者的眼中，这些人大多“并不值得搭理，除非你偶然想找点乐子”——一位先锋侨居记者、“圈内”的编辑哈罗德 · 斯塔恩斯（Harold Stearns）这样说。“这伙人”通常在私人住所或工作室里聚会，不去公共咖啡馆。对于很多有志成为作家的人、不顾一切想变得“值得搭理”的人，“这伙人”统统不屑一顾。舍伍德 · 安德森通过西尔维娅 · 毕奇敲开了通往旅居作家核心圣殿的大门，但毕奇并不总会如此慷慨地开放自己的社交圈：她甚至曾经拒绝把乔治 · 摩尔引荐给詹姆斯 · 乔伊斯，即使当时这两位小说家都在她的书店里，相聚咫尺。来访者冒冒失失地来到格特鲁德 · 斯泰因家中，希望被接纳进她的聚会沙龙，却被看门者拦住，用法语或者英语简短地问：“请问谁是您的介绍人？”

在“这伙人”中，即使有些人的作品其实在商业上并不成功，却也知道自己被奉为神明，或者至少摆出了相应的举止。大西洋两岸的媒体常常把他们树立为现代性的前驱。如果你想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你应该去看看斯泰因女士、巴勃罗 · 毕加索、曼 · 雷和他们的同道都在干什么。“这伙人”清楚地知道他们享有的历史地位，所以持续记录着他们圈子内部的世界以及每个人的动向。众所周知，毕加索为格特鲁德 · 斯泰因画过像，而斯泰因给友人画过“文字像”，她声称这是一种先锋创作。曼 · 雷和贝伦尼丝 · 阿伯特给每位先锋人士都拍了照。“如果你入了曼 · 雷和贝伦尼丝 · 阿伯特的法眼，就说明你被当作了一个人物。”西尔维娅 · 毕奇回忆道。她的书店同时也被用来展览这些照片，虽不太正规，却足够让人心生敬畏。

有意思的是，虽然“这伙人”将巴黎生活视作他们种种文艺革新运动的底色，但是这些革新仍是主要属于美国人的运动。他们的共同体本质上（如一位旅居作家所言）是一个“位于欧洲的美国”。他们在巴黎出版了自己的英语杂志和书籍，这些出版物通常由美国资本运作，且意在赢得美国出版社的关注，以此获得一方美国舞台。“在巴黎，我从未见过哪个美国人不是在为美国的计划、目标或资源忙碌。”阿奇博尔德 · 迈克利什说道。

和不少旅居巴黎的美国作家一样，海明威降落在一场反叛的中心，维多利亚时代过分雕饰的散文风格成了众矢之的。凯 · 博伊尔（Kay Boyle）回忆道：“美国没有大众实验性质的、激烈反抗权威的写作流派，这也就是我们想要创造的。“打倒亨利 · 詹姆斯！打倒伊迪丝 · 沃顿！……”那些自愿流亡的革命者高喊着。”博伊尔是一位作家兼编辑，1923年来到巴黎。当然，对于像詹姆斯和沃顿这样统治文学界已久的君王，把他们拉下王座也就意味着要有新任君主荣登大宝。作家圈里处处都是勃勃野心和激烈的争夺。“城中最紧俏的是声名。”迈克利什在一首记录巴黎疯狂气氛的诗中写道。

当然，声名有的是，然后就有了名作。格特鲁德 · 斯泰因出名了，詹姆斯 · 乔伊斯也出名了。乔伊斯的先锋小说《尤利西斯》改变了很多“一战”后的作家。“1922年，我们还是流浪巴黎的青年，它就在我们的头顶绽放开来，那些词语和文句洒落在我们身上，就像送给语言的礼物。”《纽约客》的作家珍娜 · 弗兰纳回忆道。

但是，这部小说因为其中的色情内容（从手淫到通奸）而被认为是一本淫秽之书，在美国被禁止以书的形式出版发行，直到1934年才解禁。（《尤利西斯》最终发售时，《纽约时报》的记者若有所思地评论道，“正当乔伊斯在青年作家群体中的影响力减退时”，这本小说的禁令解除了——真是有些讽刺。）实验作家格特鲁德 · 斯泰因有自己的忠实读者，但是没有哪家美国商业出版社愿意碰她的那些大部头著作。

与他们不同，F.司各特 · 菲茨杰拉德是真的出名了。数以万计的人购买他的书。纽约一家最大、最有声望出版社——查尔斯 · 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公司，负责菲茨杰拉德作品的出版发行。他衣食无忧的妻子、金发女郎泽尔达 · 菲茨杰拉德已是流行文化的偶像。据说，泽尔达是“飞女郎”文化（flapper culture）的代言人。相比流行文化，她在“飞女郎”文化中的地位可能是海明威更想要的。不过，他打算把两者都收入囊中：既要对潮流中人的吸引力，又要大众的追随。

这是一个义无反顾、雄心勃勃的目标，但是海明威看到了机遇，怀抱着取胜的意志。

（未完待续）

本文摘自《整个巴黎属于我》，作者 / [美]莱斯利·M.M.布鲁姆 ，译者 / 袁子奇，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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