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硕
和商王朝比较,周人的优胜之处就在于他们比较开放,特别是用上层通婚的方式超越方国、部族的地缘阻隔,建立和维系起一个有相似文化认同的中原统治阶层,这算是古典华夏政治文化的起源。中国历史从此告别商代的较为蒙昧和封闭。
当然,周人政治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就是用上层阶级的认同感去克服地域差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人被完全无视了,他们被认为完全不需要文化,也不需要改变命运,只要世世代代为上层贵族“劳力”就足够了。这是典型的身份世袭制度,几乎没有社会流动。
也许这是幅员较广的初民社会的一个必经阶段,但这种静态社会模型也会逐渐走到尽头。可能是伴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所谓“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剩余产品增多和技术分工变得复杂,也许首先是统治阶层人口增长远远超出总人口增长率,有些得不到世袭特权和晋升机会的贵族“支庶子弟”,开始憧憬流动性更强的游戏规则;同时,人口增长、农业开发使以前僻处草莱的各方国都膨胀起来,各国统治者开始意识到争夺人口、国土的重要性,国际间的上层阶级认同感就要转换成地域国家意识了,君主开始削夺贵族的世袭权力,建立官僚制,将国家的统治延伸到普通农民,实现编户齐民的管理方式,以此富国强兵,在对外战争中取胜。春秋战国之交,就是这个历史的转折阶段,它的成果就是战国前期列国的“变法”。
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周王(天子)已经没有指挥列国的权力,而是退缩成了代表中原列国文化向心力的政治符号。列国政治的主角是贵族卿大夫,“卿”的原意是王朝或诸侯国里执掌最高权力的少数大臣,往往是个位数,原则上并不世袭,天子或者国君可以从众多大夫里面选择最为贤明的担任“卿”。“大夫”从没有严格的定义,如果我们尝试从春秋史料归纳它的特征,可以说“大夫”是世袭贵族,多数大夫的先祖能追溯到一位周王或者诸侯国君;大夫身份通过嫡长子世袭,核心是有一块世袭的封邑。最低级的世袭贵族是“士”,有些士的先祖能追溯到大夫和国君,有些则不能。当时人都知道大夫、士的世袭身份特征,但并没有“贵族”这个专有名称。
从春秋中期开始,中原很多国家“卿”的职位也变得世袭了。有些诸侯国里,少数大夫家族(往往不超过十个)世代垄断了“卿”的职位,他们内部再通过竞争或妥协决定卿的职务分配。另一些国家里,特定的大夫家族甚至世代垄断某个卿职,孔子所在的鲁国可能就是如此,虽然史料有限,我们无法再现出所有家族的历代职位,但也难以提出反证。稍晚一点的战国,开始有人给这种现象叫“世卿”,就是“世代垄断卿位的家族”。这里用一个更简明和普及的术语:“寡头”。这是个白话文时代从翻译产生的词,来自柏拉图《理想国》里的“oligarchy”,本意是“少数人的统治”,它最初的语境是很小的古希腊城邦,而且未必有世袭的含义。在本书描写的春秋中后期历史里,它更接近“维持世袭统治的少数家族”,因其是少数而非一个家族,就需要有维系联合统治的惯例、默契,这就是春秋时代的“寡头共和”。这些词虽然都是白话文时代的,但用来描述春秋政治非常贴切,这是孔子时代的人不具备的便利。
借孔子来看春秋,特别是春秋晚期历史,又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因为春秋历史的主人公大都是诸侯国君,辉煌的如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风云舒卷,波澜壮阔,史书对他们的描写最多,而那时最普通的贵族——“士”的生活状态,就很少有详细记载。孔子是春秋历史的一个特例,关于他生平的记载很多,主要靠他的弟子、再传弟子编辑的《论语》和《礼记》。甚至可以说,孔子是了解春秋时代普通士人生活的最佳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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