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勇 胡同里的书香人生

崔勇 男，1983年9月生于北京，正阳书局创始人，致力于北京历史文化类书籍的收藏、经营和出版。 西四南大街43号，正阳书局。

十年前，26岁的北京小伙儿崔勇凭着“一点勇气”，

在前门开了一家专营北京历史文献资料的小店，

这就是如今颇有名气的正阳书局。

在北京文史圈，正阳书局是“独一份儿”，

吸引了众多北京文史资料爱好者。

五年前，书店搬到西四万松老人塔院，

成了颇受欢迎的“打卡”地，

也是国内首家非营利性公共阅读空间。

2018年前后，崔勇从单纯的书店经营向出版转型，

希望将私藏分享给更多的人，

传播和保护北京的历史文化。

他说，自己的目的非常简单，

“这个事有意思，那就做。”

对北京城的特殊感情

“掌柜的”崔勇今年36岁。自打2009年创办以来，正阳书局已经走过了第一个十年。“不能说自己把青春献给了书店，但我真的挚爱这份事业，乐此不疲。这里不是我一个人的书店，是所有关注热爱北京历史文化的朋友们共同的书店。”对于自己一手创办的正阳书局，崔勇有着太多的感情，“正阳书局是北京城里上千家书店中唯一一家专营北京历史文献的特色书店。正阳书局所有的书，不管是古籍善本，还是最新出版，讲得都是北京的历史文化。”

很多人问崔勇：“你为什么开这样一个书店呢？”他觉得答案再简单不过。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崔勇对北京城有着极为特殊的感情，“从胡同四合院里出来的孩子，有的人会与这种生活渐行渐远，有的人会特别怀念这种生活。”

2007年，大栅栏历史文化保护区试点地块拆迁改造的通知贴在了甘井胡同把口的墙上。这一年崔勇24岁，打出生就生活在这里的他和胡同里的其他街坊邻居一样，离开了大杂院，搬进了楼房。搬走前，他摘下了自家的门牌“甘井胡同11号”，也就此告别了胡同生活——如今，这块门牌被摆放在正阳书局，成为了过去的时光留给他的一份念想。

正是这次拆迁，让崔勇有了一个意外收获：搬家的时候，他无意间在老宅子里找到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杂七杂八装着不少东西，其中有一张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家族合影，拍摄地点就在他们家老宅——前门外大安澜营胡同里一座三进的院落。照片里有他的高祖父、曾祖父和祖父三代人，这张照片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除此以外，还有一本曾祖父亲笔写下的家族回忆录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时留下的股息证明，回忆录虽然写得简略，讲述的却是尘封已久的家族故事。

“从前一无所知的家族历史，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惊讶，非常震撼。”老宅曾经的荣光和四合院里的生活记忆，使得崔勇萌生了开办一家专营北京历史文献书店的想法，“想通过这种方式来传播保护北京的历史文化。”相机、画笔、文字……怀念老北京胡同里的生活有很多种方式，但崔勇只想开一家可以记述北京历史文化的书店。他固执地坚信，文字里记载着北京这座城市三千年的建城史，八百年的建都史，也记录着北京今天乃至未来的发展。

开书店收集“老北京”

2009年，落户在前门廊房二条的正阳书局开业了。时年26岁的“崔掌柜”独自打理着只有一二十平米的书店，书店的门脸儿掩在一众旅游商品和特色小吃店中间，在左邻右舍的烟火气息中怡然自得。大栅栏地区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他舍不得离开。书局起名叫“正阳”，既是崔勇的野望，也是他暗暗下定的决心，“正阳门是京城九门之首，既是北京地标，也代表着传承北京文化的决心。”

最让崔勇感动的，是因此结识了许多同样热爱着北京、热爱着北京文化的读者，他们各自用着自己的方式支持着正阳书局。“房东杨大爷是一个老北京，他非常支持我，从2009年到2015年，几乎没有涨过房租，而我旁边同样面积的书店，房租基本都翻倍了。”在崔勇看来，开书店的初衷，是为了通过阅读这件事，参与到北京城的历史文化保护中去，“书店是一种方式，是一种表达，是一种态度，希望能通过图书这座桥梁，让读者了解这座城市。”

许是因为有着这样的考虑，从正阳书局开业，崔勇就一直坚持做讲座、办读书会、搞展览，“刚开始的时候，店里根本没有让大家坐下来聊天的地方，更不要说做讲座的空间。”好在街道帮忙协调空间，找到了东来顺饭庄，“我们的讲座基本都在周末进行，为了和餐厅错峰，都是早上九点开始，读者很苦恼，周末比上班起得还早。”崔勇意识到，通过这种公共文化活动，可以拉近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就为这，正阳书局开业十年，讲座也办了近十年。

古籍、拓片、老照片、单据、票证、古旧期刊、舆图、文契，但凡跟北京有关的纸质文献，崔勇一个都不想放过。在众多实体书店遭遇前所未有的寒冬，纷纷闭店歇业或者停业搬迁之时，崔勇却一头扎进了各式各样的“老北京”物件的收集之中，平日里的工作日记，除了记录接触到的人和事儿，更多的是每天的收购信息——除了读者和出版社，整日里和他打交道的还有拆迁队，门墩、砖雕、大门……但凡能收集的东西崔勇都尽全力保存下来，因为这里边有着属于“老北京”的记忆。

2014年4月23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在世界读书日这一天，正阳书局住进了有着八百年历史的国家级文保建筑万松老人塔院，以公共阅读空间的形式向社会免费开放，“这也是全国首例政府免去房租，由社会力量提供专业公共文化服务，探索文物建筑合理利用和开放管理的示范案例，更是政府扶持实体书店的具体举措。”有幸成为这座元代古塔的“守塔人”，崔勇感到格外荣幸。

一同迁入塔院的，还有崔勇精心收集了多年的各种宝贝：写有“中华兴”三字的横匾，镌刻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四合院大门，各式各样的门墩儿、砖雕等，还有那幅“北京都市计划要图”，以及二十多万件古籍善本、文献资料、票证单据等。“我会力所能及地通过数字化、出版、展览等方式，和大家分享。”崔勇的心中有太多想做的事情。他发现，图书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出版物，“图书也好，历史文献也好，它是非常客观的一种记录。它是一种时光隧道，可以引领你到任意一个时间，任意一个朝代。”

因为“家当”太多，搬到塔院后，崔勇依然得为没有足够大的地方而伤脑筋。在八十平米左右的室内空间里，他放置了一万多本和北京有关的图书文献。“正阳书局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实体书店，我们把所有的面积都提供给了喜欢看书，喜欢北京历史文化的读者。这里可能没有宽敞的地方，让大家坐下来喝杯咖啡聊会儿天，但我认为，好书店的首要标准是要有好书。”因为空间有限，更多的宝贝只得被他安置在附近的库房里——为了存放这些纸质文献资料，崔勇在附近租了好几处平房，却因为各个都被塞得满满当当，而无法将它们展示给更多的人。

离百年老店又近了一步

“有人认为一天卖出几万块钱是最快乐的事儿，但我即使一本书都没卖出去，如果接触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读者，酣畅淋漓地聊了一整天，甚至我还要请他吃饭。从经营的角度来说，既赔了饭钱，还赔了时间，但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和工作是快乐的。”这两年，来正阳书局读书的人明显增多：一类拎着菜篮子来，明显是住在附近的老街坊，对他们来说，阅读就像买菜做饭一样，已经成为必然的生活方式。另一类拉着旅行箱，背着背包，明显是因为工作或者旅游来到北京的游客。崔勇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北京，也要到正阳书局一游。

正阳书局成立十年间，崔勇和他的团队在不断收集整理关于北京历史文献的同时，也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前辈。“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位老先生，他把自己的书稿送到出版社，这是一部用了三十年进行考察调研有关于胡同的学术专著，因为非常专业，而且非常小众，一连送了好几家出版社，都被拒绝了。直到这位老先生去世，这部书也没能出版。我觉得这不仅是他的遗憾，作为一个书店的负责人，让书店失去了一本好书，对于北京城来说，也失去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城市历史文化记录，对于读者来说，同样错过了一本好书。”崔勇说，他不想继续留下这种遗憾。

2018年前后，正阳文库出版规划正式启动，古籍活化、口述历史、美术作品、影像资料、史地民俗、京味儿文学六大门类，都成了这一计划内的出版对象。1924年，来自瑞典的汉学家喜仁龙教授撰写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这部异常珍贵的历史资料首发时只有五百本，后来被留学英国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带回中国，书中既有老北京城墙和城门详细的勘测手记，城门建筑手绘地图，也有当时的城墙和城门照片，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对北京城墙和城门记录最为丰富的一手资料。去年，正阳书局将其作为古籍活化的第一个试点，再版了这一颇具历史价值的图书。影像资料《两代摄影师一座北京城》也颇有史料价值，这本书融合了两位摄影师对一座城市的记忆，包括上世纪50年代和2010年前后的对比照片，从中可以看出北京的城市发展变化非常之大。“影像是一种非常直观的方式，呈现给大家历史的沧桑。”崔勇说。

“《北京城：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推出英文版，这就是很多读者给我们的建议。”崔勇发现，越来越多的读者来到书局，总爱打听有没有介绍北京的英文书，而书架上现有的英文出版物，大部分是画册，“我问大家，你们需要看什么形式的英文出版物？大家更希望看到一些学术价值比较高的英文书。”从去年年底起，崔勇跟书局的工作人员一块启动了朱祖希这部著作的英文翻译工作，目前已经进入到编辑排版阶段，如果顺利，本月就可以出版发行。几天前，崔勇接到了一个好消息，《北京城：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入围2018年中国好书，这可能是正阳书局创办十周年之际，收到的最好礼物。

崔勇有着自己的梦想，他想把正阳书局一直开下去，办成真正的、未来的百年老号。如今，十年过去了，崔勇离他的梦想又靠近了一步。

【同题问答】

1

新京报：过去一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崔勇：我们去年策划的正阳文库出版了五本书，有古籍活化，有北京的文史专著，还有珍贵的历史影像等，得到了学术界包括读者们的好评。

2

新京报：未来，你对自己所处的行业有什么期待?

崔勇：我希望在未来，北京的实体书店，能在文化传播保护上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3

新京报：未来，你对国家社会有怎样的期待？

崔勇：我觉得书店在文化传承保护方面，是任何一个行业都无法超越、无法比拟的。作为基层文化工作者，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责任心。我期待实体书店能够得到更多关注，成为人们的“刚需”。

对我来说，“新青年”没有什么特殊的定义。过去十年，我几乎把自己的青春全都奉献给了喜欢的事业。非常荣幸的是，我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兴趣爱好和我的家乡——北京的城市文化发展相关联。——崔勇

采写/新京报记者何安安

摄影/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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