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与偏见》的题外话

□毕飞宇

现在,我们拿起了一部小说,一看,它是从一个家庭的内部写起的。我们会轻描淡写地说:“喔,写家庭的。”这里头有它的潜台词:一部小说从家庭的内部展开,属于文学的“常规操作”。

《傲慢与偏见》所面对的就是一个家庭。丈夫贝内特,妻子贝内特太太,他们有五个女儿,按照长幼的次序,分别是简、伊丽莎白、玛丽、凯瑟琳和莉迪亚。《傲慢与偏见》所写的就是贝内特家的女儿找男朋友的故事。我们先不管找男朋友的事,《傲慢与偏见》是一部家庭小说,这个结论没毛病。

家庭,或者说世俗的家庭生活,作为叙事文学的叙事对象,它是什么时候进入小说的呢?老实说,我才疏学浅,我不能确定。但是,家庭,我说的是世俗家庭,这个如此普通、如此平凡的东西是从什么时候大面积地进入小说、从而变成小说的叙事主体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现成的,文学史上有所体现。它的历史比我们想象的要短得多。

我们都知道一个历史常识,因为自由贸易,更因为商品化,十八世纪的英国走向了强盛。差不多在十八世纪的七十年代,英国出现了一批特殊的人物,也就是以范尼伯尼为代表的职业女作家,史称“蓝袜子”。“职业女作家”可不是我们的“专业女作家”,没有人给她们发工资,她们要走市场的。这就意味着一件事,“蓝袜子”写的是小说,也是商品。为了提升商品——小说——的销量,简言之,为了好卖,“蓝袜子”瞄准了世俗的、日常的家庭生活,尤其是世俗生活里头青年男女的恋爱与婚姻,这个是可以理解的。这固然是写作的策略,说到底也是商品的要求。

“蓝袜子”的文学价值并不高,这个自有定论,但是,这不等于说“蓝袜子”在文明史上就毫无意义。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因为“蓝袜子”,世俗的、日常的家庭生活,就此大面积地走向了小说叙事的主体。某种程度上说,《傲慢与偏见》所走的也是“蓝袜子”的道路。因为T.S.艾略特所说的那个“个人的才能”,奥斯丁把这一路的小说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已。

即使没有奥斯丁,我依然要说,普通的、世俗的家庭生活大面积地走进小说,彻底改变了小说的世界。

第一,世俗家庭生活的重点不在家庭,在世俗。世俗有一个同位语:去神。更进一步说,神,或者人神关系,让位给了普通人,让位给了世俗的人际关系。西方文学一直存在这样一个“剪刀差”,神的地位在一点一点地下降,人的地位在一点一点地上升。神——半人半神——(史诗)英雄——骑士——帝王——王公贵族——普通人——世俗生活里的普通人,大体上就是这样。这个次序是激动人心的——小说就此变成了一个完全开放的自由世界。道理很简单,“世俗家庭”包含了每一个人,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小说就此涵盖了每一个人。它为后来的小说探讨人类的复杂性、丰富性、可能性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样本。世俗家庭无死角,人物亦无死角,小说就再无死角。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没有奥斯丁,文学史上也会出现奥斯甲、奥斯乙和奥斯丙,谁也挡不住。

第二,小说大面积地描绘世俗家庭生活,直接影响了人类的审美。现在我们要涉及的是美学上的常识:审美的标准、审美的趣味也不是恒定的,它也是一个动态。用专业的术语来说,审美有一个“场”,场地的场。“审美场”从来都是一个伴随着文明形态而随时挪移的东西,你把凡·高的作品拿到达·芬奇的面前,你把罗丹的作品拿到古希腊去,那是能吓死人的。某种程度上说,文明的进程也是一个“审美场”不停漂移的过程。新的审美趣味的出现,通常是以挑战旧的文明形态作为起始的,而新的审美标准的确立,意味着文明形态转变的最终完成。

小说描写的对象自然也是审美的对象,世俗家庭大面积地走进小说,它会带来一件事:世俗的生活、世俗生活里的每一个普通人,就此进入了审美的范畴。这可了不得,是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我甚至想说,是文明史的一次飞跃。没有文艺复兴,尤其是没有启蒙运动,单纯依靠文学和艺术其实是做不到的。说到这里我估计我会受到质疑,你看看古希腊雕塑里头的人体,普通人和普通人的家庭生活早就是人类的审美对象了。那其实是一个假象。那不是人,是神。在人类的童年时代,古希腊人只是按照人的样子在表现神。没有对神的巨大热忱和虔诚,尤其是,没有对神的浩瀚无边的耐心与谦卑,那些“人”不可能是那样的。许多人都说,古希腊艺术是“写实”的,我们东方是“写意”的,在我看来,古希腊固然不是“写意”的,其实也不是“写实”的,是“写神”的——那个怎么能叫做“写实”呢?和“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节选自《收获》2019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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