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日“触礁” 从强征劳工赔偿案说起

隔海相望的韩日两国,这个新年过得并不舒坦,两国关系因多个矛盾纠纷同期爆发而陷入低谷。2018年10月30日和11月29日,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先后两次终审判决两家日企分别赔偿韩方遭强征劳工,引发日本政府强烈不满,两国外交风波愈演愈烈。

与此同时,2018年11月21日,韩国政府宣布解散为解决“慰安妇”问题而设立的“和解与治愈基金会”,这意味着实质上推翻了2015年12月28日韩日签署的《“慰安妇”问题协议》,招致日本政府强烈反对。历史问题无疑仍是影响韩日关系的难解的死结。

本报记者赵恩霆

马拉松式诉讼

1月9日,日本外务省召见韩国驻日大使,抗议韩国法院同意扣押一家日本企业在韩国的部分资产。同日,日本政府要求韩方与其就《韩日请求权协定》展开政府间对话磋商。

日韩这一轮外交风波起源于2018年10月30日,当时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裁定,维持首尔高等法院2013年的判决,要求日本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新日铁住金公司向4名被强征赴日的韩国劳工支付赔偿。

至此,这一历时超过20年的诉讼终于以受害劳工胜诉而告终。

早在1997年,这4名原告中的2名就在日本起诉新日铁住金公司。经过大约6年的漫长审理,2003年日方法院判决新日铁住金公司胜诉,韩方原告的索赔请求未获支持。

2005年,这几名遭强征劳工又在韩国起诉新日铁住金公司,但韩方法院仍然没有支持原告的索赔请求。直到2012年5月24日,转折出现了——韩国大法院推翻韩方下级法院的判决,认定韩日1965年恢复邦交正常化时签署的双边协定并不妨碍公民索赔权利。

韩国大法院将该案发回首尔高等法院重审,后者于2013年判决新日铁住金公司向4名原告每人赔偿1亿韩元,被告日企随后提出上诉。这才有了去年10月30日韩国大法院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

不过,由于诉讼过程几经周折旷日持久,4名原告中仅剩1人在世。这是韩国第一例终审裁定支持遭强征劳工索赔的案件,将对其他正在进行的类似诉讼审理带来重大影响。

果然,一个月后的2018年11月29日,韩国大法院再次终审裁定,维持韩方法院此前的裁定,判决日企三菱重工就两起遭强征劳工索赔案支付赔偿。两起案件分别涉及5名和6名原告,前者曾于1944年在三菱设在名古屋的飞机工厂工作,但未获得报酬；后者曾于1944年在三菱设在广岛的军火和造船厂被迫无偿工作。

其中,第二起案件的原告早在2000年就向韩国釜山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三菱进行赔偿。不过,一审和二审均败诉。同样是2012年韩国大法院那个转折性裁定,将该案发回釜山地方法院重审,后者于2013年判决三菱赔偿第一起案件5名原告每人1亿到1.5亿韩元、第二起案件6名原告每人8000万韩元。三菱提出上诉后,去年11月29日韩国大法院终审维持原判。

虽然两次终审都胜诉了,但韩方原告——那些二战时强征劳工受害者或其家属要想拿到赔偿并不容易。新日铁住金公司和三菱重工并未展现出积极姿态,否则原告方也不会向韩方法院申请扣押新日铁住金公司与韩国浦项制铁公司合资企业的日方部分股份。

根据韩国政府“对日抗争时期调查委员会”2015年初发布的数据,截至2014年,该委员会正式确认了60万名(包括重复征用人数)强征劳工受害者。由于根据2012年5月韩国大法院裁定的诉讼时效为3年,韩国方面曾在2015年5月下旬前出现过一次遭强征劳工向日企索赔的诉讼高峰期。

除了新日铁住金公司和三菱重工,日本日立造船公司也在韩国由法院判决赔偿强征劳工,相应案件尚未终裁。目前,韩国各级法院还有十余起韩方遭强征劳工索赔的类似案件等待裁定。

强扭的瓜不甜

韩方原告向新日铁住金公司、三菱重工的索赔案,之所以在诉讼前期频繁遭遇败诉,无论是日方法院还是韩方法院,做出此类裁定的一条关键依据就是韩日两国在1965年恢复邦交正常化时签署的《韩日请求权协定》。

这一协定全称《韩日关于财产及请求权相关问题的解决以及经济合作的协定》,其中规定日本向韩国提供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双方确认“关于两缔约国及国民(含法人)的财产、权利和利益以及两缔约国及国民之间的请求权的问题”得到“完全和最终解决”。

日本二战时期遭强征韩国劳工的索赔权问题,一直是韩日关系中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之一。韩国大法院最近接连两次终审判决日企作出赔偿,引发日本政府强烈不满。日本外相河野太郎称无法接受韩方判决,将推翻日韩两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法律基础,将考虑所有可能的应对选项。

症结就在于,韩方司法裁决认定,韩日1965年签署的那份协定没有终止公民索赔的权利,但日方认为该协定已经解决了民间索赔问题。对于韩方法院的判决,韩国政府的态度是尊重本国司法机构的裁定,敦促日方不要将其政治化,以免影响韩日关系。

但事实上,韩日关系已经因此出现倒退。去年11月东亚合作系列峰会期间,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几乎零互动,两国相互召见对方大使表达抗议,双方外长虽同意磋商化解危机,但根本立场仍互不相让。

其实,50多年前《韩日请求权协定》签署时,就已经埋下了韩日纠纷的种子。

朝鲜半岛在1948年分裂之后,在美国施压之下,日本被要求单独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于是,日韩这两个美国在东亚的桥头堡和盟国在1952年2月正式开始建交谈判。

一直到1964年4月,12年间双方仅举行了6次正式会谈,而且因清算日本殖民统治、财产请求权、战争赔偿、捕鱼范围、旅日朝鲜人地位、独岛(日本称竹岛)归属等问题,谈判一再陷入僵局。

美国极力要求日韩建交,是出于冷战时期自身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考虑,试图打造以美国为首、基于日美安保条约的美日韩三角同盟。因此,还是在美国的压力下,韩日1964年12月进行第7次谈判时相互妥协,并于1965年6月在东京正式签署《韩日基本条约》。同时签署的一系列协议中,就包括《韩日关于财产及请求权相关问题的解决以及经济合作的协定》。

不过,《韩日请求权协定》在韩国一直颇为敏感。2009年11月,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被强征到日本军队的受害人李某的女儿尹某向韩国宪法法院提起诉讼,主张《韩日请求权协定》侵害了个人向日本政府及企业索赔的权利,违背保障国民获得“正当补偿”的宪法规定,请求判定该协定违宪。6年后的2015年12月,韩国宪法法院判定,《韩日请求权协定》非违宪审判对象。

暗礁不止一个

3年前,韩国宪法法院裁决《韩日请求权协定》非违宪审判对象时,曾有分析认为,这清除了韩日关系中的一个利空因素。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显然过于乐观了。韩日非但没有因此扫清发展双边关系的一个障碍,反而各说各话,对公民是否拥有索赔请求权的解释呈现两极化。

半个多世纪之前,韩日缓慢进行建交谈判时,就已经反映出两国之间历史问题的复杂性、敏感性和长期性,单凭妥协后的一纸文书,顶多实现形式上的“解决”,但实质上更像“掩耳盗铃”,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获得充分磋商和解决。

造成这种半生不熟的局面,一方面是强征劳工索赔权、“慰安妇”问题、领土争端等历史问题,确实让韩日两国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全理顺和翻篇；另一方面美国因素的干扰不可忽视,从这个角度来讲,“夹生”的韩日关系成了美国亚太战略的牺牲品。

历史总有某种巧合。1965年,在美国压力下与日本“勉强”签协议建交的是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50年后,2015年12月28日,与日本政府匆忙达成《韩日“慰安妇”协议》的是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而且背后同样有美国干预和施压的影子。

在那之前,韩日关系因“慰安妇”、领土争端等历史问题而长期陷入低谷,同期中日关系也不断恶化。日本同时与中韩两国关系不睦,导致当时美国奥巴马政府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遇阻,韩日两盟国内耗、美日韩三角难以搭建,导致美国的亚太战略严重“瘸腿”。

因此,韩日关系出现松动后,美国趁机施压韩国,并促使韩日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宣告双方就“慰安妇”事宜达成“最终且不可逆转的一致”。日方依照协议向韩国政府主导的“和解与治愈基金会”注资10亿日元。

此后,2016年1月,韩日达成军事情报共享协议；同年7月,韩国又不顾邻国反对,决定引进“萨德”反导系统,与日本和美军部署在亚太的反导系统一起,试图构建美国主导的亚太反导网络。

但《韩日“慰安妇”协议》招致韩国舆论和民众的一片反对,促使文在寅政府去年11月决定解散“和解与治愈基金会”,变相废除了韩日间协议,引发日本强烈不满和抗议。

请求权和“慰安妇”两大矛盾爆发的同时,韩日还突发一起韩方军舰“火控雷达锁定”日方巡逻机事件,虽然事发海域距独岛仍有相当距离,但双方唇枪舌剑、事件不断升级。这一系列问题可能波及正在协调的文在寅访日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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