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惩罚与正义：人类究竟有怎样的天性？ ◎郑渝川（书评人）

《海盗、囚徒与麻风病人：关于正义的十二堂课》

（美）保罗·罗宾逊、莎拉·罗宾逊 著

李立丰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二战期间，波兰已成为纳粹德国的占领国。在华沙的贫民区，一些侥幸逃过纳粹搜捕的犹太人，小心的躲藏在地下室里、阁楼上、夹墙后。这些幽闭空间十分狭窄逼仄，容纳的人一多，空气就会让人陷入无法忍受的沉闷。所以很多时候，人们会爆发冲突。在无尽的恐惧与不确定性折磨的情况下，争吵甚至推搡会让人加倍陷入一种精疲力竭的状态。

但就是在那样一种煎熬中，人们会逐渐变得相互理解和包容。躲避者们之间会开展互助，甚至连最后的一点儿药品和食品都拿出来共享，根本不会在乎原有的亲疏远近、贵贱贫富。这种大家庭式的状态，帮助了这些犹太人更好的完成了藏匿，以躲避纳粹追捕。

而在二战进行到尾声阶段，苏联红军进逼柏林，纳粹抵抗力量也非常激烈的作战。陷入饥寒交迫又无处可去的柏林普通居民，在绝望和混乱的局势下，并没有变成“恶人”，而是自发的构建起社会规范，人们相互帮助，这样的努力使得柏林平民在战争最后阶段的伤亡率被控制在最低水平。

很多人相信人性本恶。而依照西方政治学的观念，政府和法律实质上体现着基于人性本恶的，人类自我救赎的特征。然而，直至20世纪，在战争、船只覆毁或飞行器坠毁等极端条件下，却不断曝出幸存者、逃难者群体在绝望环境下的互助生存个案。这些个案之中，当事者都看不到走出困境的希望，反过来说，他们的所为看上去“永远不会再受到政府法律的控制”，却并没有滑入恶性的互害绝境。这是为什么？

美国当代首屈一指的刑法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保罗·罗宾逊与社会工作者莎拉·罗宾逊合著的《海盗、囚徒与麻风病人：关于正义的十二堂课》一书中，讲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19世纪，夏威夷王国（即而今的美国夏威夷州，当时尚未被美国并入）与同期许多国家和地区一样，会将麻风病人隔离起来，任其自生自灭。有所不同的是，其他一些位于美洲或欧亚大陆的国家，设置的是麻风病村，而夏威夷王国当时专门设置了一个偏远的岛屿来安置（实为关押）麻风病人。

1866年1月，首批16名麻风病人被强制送至岛屿，押送官员只给前者留下了少量的食物、衣物、被褥和农具。这些病人中只有4人身体强健，有2人病情危重，其他人介于两者之间。请注意，罹患麻风病的病人尤其是危重病人，手指、脚趾会烂掉，根本不能从事农活。这意味着，在16名麻风病人组成的“小社会”里，重病人是纯粹的负担——如果依照人性本恶、理性自利的观点，身体强健的麻风病人就应该在没有法律约束的情况下，除掉重病人，以减轻供养负担，然后凭借暴力强迫尚有劳动能力但不会危及前者控制地位的其他病人干活，坐享其成。

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书中根据史料记述指出，当时的夏威夷王国麻风病人岛屿上，最强健的病人承担起照顾卧床不起的残疾病友的重任，其他的人则进行分工，有的去找柴火，有的负责汲取饮用水，还有人负责采集食物来制作饭食，茅屋也有专门的人搭建和修缮。另外，病人中还有人负责种红薯。一段时期过去后，这群病人比起过去反而活得越来越好。

《海盗、囚徒与麻风病人：关于正义的十二堂课》这本书指出，人性合作倾向的重要性、普遍性，很大程度上被忽视、轻视了；但必须指出的是，人性中也确实不止包括合作倾向，确实会出现“搭便车”、人与人之间的分歧与冲突。从18世纪到19世纪，再到20世纪，世界不少地方都曾出现过集体主义实验，即完全取消法律及其他一切的强制规范限制，引入志同道合者加入社群。这些实验令人惋惜的走向全面失败，一些社群所选择的村落甚至沦为犯罪分子聚集的巢穴。

据此，书作者归结指出，“人类作为具备合作天性的物种，同时也具有处罚犯错者的自然天性”——合作倾向帮助了人的进化，可以因此使人们应对更为强壮、猛烈的捕食动物，以及剧烈的自然灾害；但惩罚也是不可或缺的，没有惩罚，合作机制就会崩坏。某种意义上讲，惩罚并非人类的发明，完全缺乏社会性的许多动物，也会形成类似于规则的关系，偷懒、偷盗、侵犯领地等做法都会受到惩罚。

行为经济学家已经发现，人们通常会非常关注能否获得公平的结果，如果不能获得，哪怕宁可放弃所得，也要尽可能反过来实施报复或惩罚。实际上，行政管理是否有效和公平，法治是否公正，民众往往会形成非常直观的印象，这是基于对公平正义的判断。《海盗、囚徒与麻风病人：关于正义的十二堂课》这本书大量列举了美国各州近年来出现的有悖于民众的正义判断的刑事案件争议判决，指出司法实践不能因为囿于程序正义而长期罔顾实质正义，不能长期偏离民众朴素的正义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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