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稿》题记

先师浦江清先生在大学教了约二十年的中国文学史，反复补充，不断更新，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教学经验。1954年我在北大上中国文学史课时，他按照当时的课程设置，只给我们讲了宋元明清段的文学史。因此，我没能听到他对整部文学史的讲解，引为遗憾。现在汉明和书麟伉俪精心竭力，把浦师多年讲中国文学史的讲义遗稿和部分作品选讲资料，整合成一部书，使我能看到浦师讲中国文学通史的整体设想和基本框架，得到了一次补课的机会。因此对他们两位的工作，我特别表示钦佩和感谢。

浦师的学识博大精深，我们学生辈顶多得其一体，都无法窥其堂奥。从这部还不够完整的讲义看，至少有几点是非常有特色的。

第一，浦江清先生是从西洋文学系出身的，而对“中外古今文学史学同时并进”。（季镇淮先生语）他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始终是把它放在世界文学乃至人类文明的大格局里来论述。因此，他讲中国文学史时，先讲了一篇《引论》，从文学的范围和定义讲起，再讲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这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理念。因为当初中文系还没有专开文艺学和比较文学之类的课程。浦师按科学的认识论，先讲一点文学概论的常识，是有创造性的。尤其是他引用了鲁迅译的普列汉诺夫《艺术论》和齐燕铭《中国文学史略》（不知是什么版本）等的观点，更显示了时代的特色，可看到浦师在努力运用先进的理论。浦师还不时发挥他西方文学方面的修养，随时随地与中国文学做一些对比参照，多给学生一点比较文学的知识，如讲《左传》时把它和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作比较，讲《论语》时引用柏拉图的对话体作品来解释古代语录体著作。

第二，浦师广泛地吸取中外古今的学术成果，先作全面客观的介绍，然后再分别论述。有不同意的地方，就加以批评和辩驳，虽是前辈或好友的著作，也毫不回避。对据以申述的，则绝不掠美，一定说明出处，即使是学生的读书报告，也加以推荐引用。这种客观严谨的学术作风是我们应该继承而发扬的。现在有些著作者却忽略了这种学风，把别人的成说当作自己的创见，不说明出处，大加重复的发挥。当然，有的情况是出于自己对前人成果的孤陋寡闻，产生了偶然的巧合，那是另一种缺点。

第三，浦师的教学方法也很有特色。从章节目录看，条理清楚，逻辑性非常强。首先是抓要点，中国文学史那么悠久而丰富，每学期的讲稿往往是讲不完的，当然要抓住要点。浦师在每一章里都先把要点简要地列举出来，像画龙点睛那样点出要点，让学生先有个全面的印象。但又不是留到最后再点，而是把点和线连结在一起，前后照应。其次是讲各个作家、作品的特点。在一个时期或一个潮流中，各有不同个性的作品，所以绝不是千人一面，而是百花争艳，各具特色。再后是突出重点，着重讲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特别是整理者把作品选讲的一些资料附加于适当的地方，就使读者能具体理解讲义里的那些结论都有确切的根据，令人心悦诚服地接受。抓住要点，分举特点，突出重点，也许就能说明浦师讲文学史的特色了。这样，文学史的点和线联系起来，发展轨迹非常清楚，再加上具体作品的精读深研，再扩展到文与艺的结合。浦师还运用他博大的知识结构来研究文学，如用天文学来考证屈原的生年，在讲《九歌》时画出了司命二星的插图；运用他音乐的知识来讲解词与曲的分合、戏剧与曲律的关系，呈现出一个有浦师特色的立体的中国文学史框架。

文学史分期分体讲有好处，也有缺点。一个人讲全部通史可以前后呼应，观点一致，但像浦师那样二十年磨一剑地讲中国文学史的教授不多了。更重要的是现在资深教授教基础课已成为奢侈之举。我们那时候上的基础课，都是资深教授讲的，还是有幸的机遇。中国文学史是基础课，应该请一流教授来讲，才能建设一流的专业，一流的大学，我相信这一观念将逐渐得到教育界的共识。

我读到浦江清先生这部中国文学史讲义，得到了不少新的启示，更感到他的英年早逝是我们重大的不幸。幸而中郎有女，能继家学，终于把这部讲义整理成书，嘉惠后学，则又是十分可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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