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乔莫·卡夫雷/著
直到昨晚走在巴卡尔卡区湿淋淋的马路上,我才知道生在那样的家庭是不可原谅的过错。我突然领悟自己一直以来都是孤独的,不期待双亲能提供些什么,也未曾想过向上帝寻求答案。在成长过程中,我慢慢习惯将想法以及为自我行为负责的沉重感寄托在不太明确的信仰与广泛的阅读之中。昨天,星期二,在下着滂沱大雨的夜里,我从达尔毛医生那儿走回家,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包袱只属于我,无论对或错,都是我的责任,我一个人的责任。花了六十年才明白这一点。希望你能懂,能理解我的感觉是何其无助、孤单,对你的思念是何其绝对。尽管相隔千山万水,你一直都是我的榜样;尽管恐惧,现在却已无需攀上浮木保命;尽管时而察觉一些暗示,却始终无所信仰。没有神职人员与末日审判的标准助我排除障碍,步上一条不知通往何处的道路。我已年迈,拿着镰刀的王后邀请我追随她的棋局,她客气地挪移主教,鼓励我跟着走下一步,她明白我手上的卒子所剩无几。不论如何,黎明未至,且看还有什么棋可走吧,我独自一人面对这角色,这最后的机会。
你可别尽信我。仅为一位读者书写的回忆录极易流于谎言,我会尽量好好地书写,努力不过度捏造,让一切贴近事实,或者,比真实情况更糟一些。我知道这件事应该在许久之前就告诉你,这是我的责任,然而实在过于困难。当时还真不知从何说起。
最好还是以书房为开端,我正在这里写作,面前挂着你那幅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画像。这间书房是我的世界、我的一生,是一个除了爱以外几乎容得下一切的宇宙。当我还穿着短裤在家里四处晃悠,双手在秋冬寒意中生出冻疮的时候,除了特定时候,是不能进入书房的。一般来说,我得偷偷溜进去。我对书房的每一寸都了如指掌。有好几年的光阴,沙发后面是我的秘密基地。每次入侵结束后,我都会仔细收拾,免得被负责打扫的小洛拉察觉。当我获准进入书房时,总得表现出一副访客的模样,父亲给我看他最近在柏林一家破书店找到的手稿时,我的双手都背在身后。
事实上,那不过是一包土黄色的文件,并非珍贵的手稿。第一页的字体颇具历史感,写着《被埋葬的烛台:一则传说故事》“斯蒂芬·茨威格是谁?”父亲用放大镜专注地看着第一段页缘上的校正内容,没有说他是一位作家,只说,嗯,就是十年前或者十二年前在巴西自杀的一个人。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唯一知道的关于斯蒂芬·茨威格的事情,就是一个十、十二、十三或十四、十五年前在巴西自杀的人。直到读得懂手稿时,我才对这个人有了更多的了解。然后,书房的拜访结束了。家里从来都不能奔跑、大声喧哗或弹舌头,因为父亲不是在拿着放大镜研究手稿、检视中世纪的地图,就是在思索哪里能够买到让他兴奋得双手发颤的新玩意儿。唯一被允许的声响是在房里练习拉小提琴,但我也不能整天反复练习《小提琴速度练习本》第二十三号的琶音吧。这种练习让我对特鲁略斯非常反感,但我并不讨厌小提琴。不,我不是讨厌特鲁略斯,但她真的很烦,尤其老是让我做二十三号练习。
一般而言,特鲁略斯还算随和,有时甚至过于随和,但某些时候她真的很固执。贝尔纳特也有一样的看法,在《小提琴速度练习本》时期我还未认识他,然而我俩对特鲁略斯的看法一致。就我所知,她应该算是很好的老师吧,尽管她的名字还未出现在历史书里。我应该更专注些,因为我正在把故事弄得混乱不堪。没错!有些事情你心里一定明白,尤其是在提到你的时候,你的灵魂里终究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边角。无论如何,要完全了解一个人是不可能的。
店铺比书房更有趣,可我还是比较喜欢家里的书房。可能是因为少数几次去店里的时候,我总觉得有人在监视吧。到店里最好的事莫过于能见到塞西莉亚,她美极了,我当时疯狂地迷恋她。她是一位发色金黄、如银河般闪亮的女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嘴唇艳红丰厚,总是在商品目录与价目表之间忙碌着,或是写标价,或是微笑着招呼寥寥无几的客人,露出一口完美的牙齿。
店里这些“不多”的乐器,包括两把小提琴及一把音色略差的中提琴,琴弦奇迹般健在,还有一支低音号、两支非常棒的小号与一支喇叭。当年,意大利东北部山谷的一位镇长曾没命地吹响它,通知邻近各村村民:帕内韦焦的森林着火了!1690年这场骇人的大火散发出的味道,肯定也弥漫在这些村子里。那个时候,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地球是圆的,如果不知名的疾病、无信仰的野蛮人或海陆的猛兽、寒冷的冰雪、狂风暴雨都未能阻挡的话,在西方失踪的船只都会从东方回来,水手们顶多瘦了点,身材线条更明显,视线更模糊,夜里饱受噩梦惊扰罢了。公元1690年夏季,帕尔达克、莫埃纳、西罗尔、圣马蒂诺的所有居民都抛下豢养的牲畜,噙着泪水走出门外,亲眼看见这场灾难如何残酷地吞噬他们的生路。村民眼睁睁看着骇人的火舌瞬间将一山又一山的美好木材化为乌有,他们无力抵抗,直到一场救赎的大雨浇熄地狱烈焰。
“就这些?”
“这里是古董店,”塞西莉亚用让所有男人都感到羞愧的严肃语气回答,并语带讽刺地说,“您何不去乐器行呢?”
我好喜欢塞西莉亚生气的模样,怒气令她更加动人,甚至比母亲在她这年纪时还美。
从这里可以看见贝伦格尔先生的办公室,我留意听着塞西莉亚把这名铩羽而归、直到离开前都还戴着帽子的客人送到门口。挂在门后的铃铛响起,接着听见“再见,慢走。”贝伦格尔先生抬起头来,朝我使了个眼色。
“阿德里亚。”
“请吩咐!”
“他们什么时候来接你?”他拉开嗓门问。
我耸耸肩。我从来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去哪里。父母不喜欢让我一个人留在家,每当他们两人都得出门,就会把我带到店里。这倒也好,看着那些曾经活跃一时、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物品如今在店内安静端坐,耐心等待第二、第三、第四个机会,这非常有趣。
我乐于想象它们在不同人家度过的生活。
摘自《我忏悔》,[西班牙]乔莫·卡夫雷/著,邱美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丨理想国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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