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北约峰会在布鲁塞尔召开,由于此前美欧关系的螺旋式下行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防务预算问题对欧洲盟友的连续批评,此次峰会备受瞩目,会议过程也在“分裂”与“团结”两面上有所显现。一方面,北约通过了共同宣言,强调了军事联盟和跨大西洋团结的重要性,同时对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行动及“混合战”等问题提出强力谴责,共同承诺至2020年落实美国防长马蒂斯提出的“3个30”目标,强化了政治宣誓,加紧行动能力建设的步伐,明确了共同应对的潜在的对手。
另一方面,特朗普再一次在“美国优先”的旗号下威逼和胁迫欧洲盟友,强调防务预算未达标盟友应该“立即”达到本国GDP的2%,在远期更要达到4%,同时批评德国等国家能源过度依赖俄罗斯,将“北溪二”管道等项目称作“给俄罗斯送钱”。本次北约峰会虽然取得一些成果,不像七国峰会那般难看,却依然让美国与欧洲的安全纽带愈发脆弱。
7月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出席北约峰会。 新华社 图
北约过时了?
虽然特朗普的“北约过时论”以及一次次喊话让欧洲盟友“为自己的安全付更多的钱”,更多是从经济利益角度出发考虑的单边主义行动,但却引发了各界对于北约未来定位、作用与发展方向的思考。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最近刊文指出,苏联的解体意味着北约的任务和目标需要调整,加之美国的战略中心向亚太转移,欧洲国家应当预期到,要为自己的安全防务承担更多的责任。
事实上,从峰会决议的口径来看,北约应对传统的地缘政治博弈的压力并未随苏联解体而有所放松。决议第二条指出,北约面临受到威胁、不可预测和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各个战略方向的挑战接踵而来,当然也没往了批评俄罗斯,表达对俄罗斯的不信任感与不安全感。北约第五条的“集体自卫权”更是成为了欧洲国家,尤其是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提供安全感的主要依据。而自2014年英国威尔士峰会以来,北约的战略重心也在逐渐向欧洲传统的地缘博弈方向靠拢。
在非传统议题上,近年来北约架构下也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比如从此次峰会决议中提及的众多威胁,包括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混合战、以及中东或北非乱局等。作为一个为全体成员国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组织,随着当前非传统安全风险的不断浮现和传统军事对抗在海、陆、空、天、网等多维空间中体现,北约不断加入新的合作领域也是大势所趋。这也显示了欧美在这方面有共同的安全问题。
欧洲的反思与行动
随着安全问题的增加,欧洲国家也逐渐意识到有必要在安全防务方面扩张支出。近年来,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财政紧缩,诸多欧洲国家防务费用捉襟见肘,如英国海军相较于冷战前削减了约三分之一的舰艇,甚至为了更换新航母而将作为海军旗舰的直升机航母“海洋号”卖给巴西;德国联邦国防军的主要武器装备只有不到一半处于可用状态,可用的空军战机甚至还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
在2014年的威尔士峰会上,北约国家提出至2024年,防务开支未达标成员国需将费用提高至本国GDP2%的目标。而北约7月10日公布的报告显示,2018年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总值上涨1.84%,并从2012年以来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指出,欧盟成员国和加拿大的军费开支将在2024年前达到2660亿美元。同时,欧盟国家也在探索组织联合部队的可能性。2018年6月,爱沙尼亚、法国、德国、比利时、丹麦、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的国防部长签署了建立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的意向书,而这一提议最早由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
在北约的合作之外,欧盟也试图探索新的防务合作计划,以在跨大西洋体系下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2017年11月,23个欧盟成员国在布鲁塞尔共同签署了“永久结构性合作”防务协议(PESCO),提出20项涵盖共同防御领域的军事、后勤、训练及基地保障等项目,包含一份涵盖“定期增加国防预算”、“将20%的国防支出用于采购军备”以及“将2%的国防支出用于科研开发”等议题的承诺清单,并计划设立初始规模55亿欧元的共同防务基金,用于购买武器以及防务研究和日常运营等。在2018年6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后达成的《梅泽贝格宣言》上,欧盟两大国共同提出对欧盟加强防务合作的政治支持。显示了欧盟国家在特朗普就北约军费问题施压后,试图探索“不将鸡蛋放在同一篮子里”的路径。同时,在PESCO的协议中,也对成员国定期增加军费以及使用方向提出了明确要求,客观上反映了欧洲国家对于其防务投入陷入停滞的反思。
北约难解的安全难题
然而,欧洲国家仍然难以承受“美国缺失”的北约。从军事能力和威慑上面,欧洲国家仍然无法根本改变对美国驻军的依赖。事实上,从军费和人员看,欧洲国家总规模并不算小。即使多数欧盟国家的军费远未达到北约设定的目标,但总量上却远远高于俄罗斯。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2017年俄罗斯防务开支总计663亿美元,而欧盟国家仅英国、法国、德国防务开支总和即达到1491亿美元,在军队人数方面也比俄罗斯规模庞大。
但欧盟国家的防务开支与其战斗力是否成正比仍是问号,即使按照特朗普的要求,欧洲国家即刻将军费提至GDP的2%,其对地缘博弈的实际意义也不甚明晰,更多还是“共担责任”的象征意义。此外,自二战以来美国即在欧洲提供安全公共产品,欧洲国家对于长期和平之下自己承担安保任务、建设独立防务能力仍不适应,从“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思维中转变也需要过程。
尽管欧洲的确在安全上面临上述的诸多挑战,然而正是从这些安全威胁中,我们可以找到北约的“过时”之处,那就是以冷战思维推进地缘战略的做法。
自苏东剧变以来,北约和欧盟攫取“冷战红利”,迅速收编一批“小伙伴”,将其防区边界推进到俄罗斯的前沿,同时以反导系统、驻军前置等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在其合作框架下,北约成员国追随美国参与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干涉利比亚等军事行动,为美国的霸权扩张铺路。然而在近些年,扩张与威慑却受到了回击,传统安全和恐怖主义、难民问题等非传统安全挑战纷至沓来。
可以预见的是,无论是打出制裁、干涉和威慑的组合拳,还是谋求联合自强、走扩军备战之路,均无益于真正解决欧洲的安全问题。或许西方与俄罗斯建立互信和欧亚大陆安全风险管控框架,同时尊重彼此的地缘政治核心利益,才是破解“北约前景困局”的治本之道。当然,如果真的做到了上述这些,北约或许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变得真正过时了。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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