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玛尼山研究站曾是非洲的科研重镇,它曾是“黑色大陆”的骄傲:藏书量跻身非洲前列,为数百名各国科学家服务。尽管地处偏远,却依然为非洲基础科研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挪威奥斯陆大学教授保罗·文策尔·盖斯勒过去几年走遍非洲,探访多处相似科研设施,他认为,这体现了“逝去的未来”,“如果你站在20世纪70年代的非洲科学家的立场,那么你绝对料不到一切会土崩瓦解,而是相信科学意味着持久、团结和进步。这些逝去的未来,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自身可能面临的风险。”
黑色大陆曾经的骄傲
阿玛尼山研究站始建于19世纪末,当时,德国殖民者在坦桑尼亚东北部建立了一系列野外疗养设施。一战后,德国把这块土地让给英国,后者在平原地带开设了一处科研机构。因为气候缘故,不久迁到了海拔更高的位置。
坐落于崇山峻岭之中,阿玛尼山研究站景色宜人。晴朗的日子里,放眼远眺可以看到印度洋。“如果你想读书看报,如果你想研究学习,这里的环境再完美不过。”曾于20世纪60年代在此工作的技术员斯蒂芬·菲达说。
研究站的生活水平也令人向往。虽然山高路远,但邮局收到的邮件源源不断;每星期都有卡车送来各色商品和最新的电影拷贝;牛奶和肉类敞开供应。这里还有独立的发电站和自来水厂,篮球场、网球场、足球场、保龄球馆一应俱全。周末,科学家们在社交俱乐部打发时间,有时会从山下的城镇请来乐队,让夜幕降临后的派对更有情调。
1962年,随着殖民地独立运动席卷非洲,更积极的变化出现了。非洲技术人员的名字越来越多地被标注在论文合著者的位置,俱乐部、餐馆和运动场里的种族隔离迅速消失。不少留学欧美的年轻人纷纷回到祖国。盖斯勒说:“这个时期,全球疾风劲吹,所有人都希望用科学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和发达的非洲。”
战争和贫困毁掉一切
之后的十余年,是阿玛尼山研究站的黄金岁月。管理者甚至请了建筑师,设计一栋用于流行病学研究的现代化实验大楼。然而1977年,政治动荡导致坦桑尼亚、肯尼亚和乌干达三国组成的东非共同体解散,乌干达人和肯尼亚人被迫离开阿玛尼山研究站。
科研仍在继续,财政却紧张起来。彼时,研究站已没有外国科学家常驻,来自欧美的资金和技术支持逐步断绝。雪上加霜的是,1979年,与邻国武装冲突后的坦桑尼亚陷入经济困境,当局决定,基础科研的资金来源将主要通过对外合作获取。
即便砍掉了大部分科研经费,高额的维护成本依然让政府头疼不已。最终,2006年,科研人员集体搬迁至两小时车程外的山下小镇穆海扎,位于山区的旧址只剩下少数工人留守。如今,这里成了知识的荒漠。
阿玛尼山研究站的遭遇听上去令人唏嘘,但它并不是那么非同寻常。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层面的支持逐渐式微,私营企业在推动科技进步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被利润驱动的大公司有权决定哪种研究会得到重视。除了资金,政治稳定也是科技进步的必要保障。由于缺乏这种保障,巴基斯坦没能启动科研计划,叙利亚的研究项目随着内战的到来土崩瓦解。苏联解体也有类似的负面效果——这个国家的科学基础设施和人力曾是世界一流的,后来却变得很糟。
盖斯勒强调,“如果我们放任基础研究被忽视、贬低,那么,今天的阿玛尼山研究站完全可能预示着所有人的惨淡未来。”
留下的人不肯放弃梦想
盖斯勒造访阿玛尼山研究站期间,留守人员最常问的问题不外乎“您来做什么研究”,他们依然渴望有新项目可做。
技术员姬卡曾是运动健将,“我篮球打得很好,东非共同体时期,他们(科学家)还带我去肯尼亚打比赛。”她语气中透出自豪,“当时,研究所希望找几个业余运动员活跃气氛,我在这里找到了工作。”
姬卡曾在实验室里检查标本,寻找病原体的蛛丝马迹。她说,研究站仍然热闹的时候,她和科学家和其他技术员无话不谈,“分享新点子,讨论如何纠正问题。”可现在,一想起那些日子,“我只是感到悲伤”,“那段时光恐怕无法重现了”。
去年退休前,姬卡把职业生涯最后的时光用于清扫蛛网和长久地凝视窗外。走进空荡荡的实验室,打开一个上了年头的柜子,她指着两部显微镜说,那是她昔日的最爱。“从2006年起,显微镜就再没开启,这里的人也是。”
金维尔是动物管理员,56岁的他是坚守至今最年轻的员工,如今他的工作只剩打扫卫生、清理灌木丛和照料小白鼠。这与研究站的全盛时期形成鲜明对比。彼时,他从早到晚工作,经常被派到野外采集生物样本,准备幻灯片……“在阿玛尼山最好的时代,我总是非常非常忙碌,”他说,“我从没想到事情会发生变化,而且如此突然,令大家措手不及。”
金维尔轻轻地把小白鼠从笼子里抓出来,放在自己的夹克上,笑着说:“我得让它们好好活着,因为科学家们向我们承诺过,他们总有一天会回来重启研究的。”(史春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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