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尔瓦力·帕萨雷娜德纳·古力
妈妈浑身颤抖。透过波卡的网纱,我能看到她的眼睛在我们与这个男人之间来回移动。
“我们要去哪儿,妈妈?”我问。
“去安全的地方。去欧洲。”
“他们几周就能到。”男子向妈妈保证,“对他们来说就像度假,或者说一次探险。”说完,他毫不犹豫地把我们塞进了车里。
妈妈注视着我们。她挺直了腰板,骄傲而又决绝。当汽车的尾灯消失在街角之后,她会怎样?会瘫倒在地吗?会尖叫或大哭吗?先是失去丈夫,现在又失去两个年长的儿子,这全部的悲痛会不会像决堤的洪水倾泻而出?我不得而知。
但妈妈是个坚强的女人,所以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她静静地站在那里,将所有的痛苦锁在心底。
我伤心欲绝,唯一的安慰是哥哥轻轻地捏了捏我的手。他一定看到了在我眼眶里不住打转的泪水。
“不会有事的。我们会一直在一起,哥哥照顾你。”
那天夜里,车子载着我们去了一座城市。我怀疑那是白沙瓦,但没人告诉我们。我们被带进一户人家——完全陌生的人家,但他们给了我们吃的和两张睡觉用的床垫。
第二天早上,又来了一男一女两个陌生人。他们是操着达里语的阿富汗人。
达里语和普什图语是阿富汗的两种主要语言。我的母语是普什图语,从小到大也一直生活在说普什图语的地区,所以我的达里语并不流利,但我听得懂——大多数阿富汗小孩儿都会说这两种语言。
那个女人说他们要带我们去机场,然后和我们一起飞往伊朗。她还提醒我们:到了机场要举止自然,假装我们和他们是亲戚;尽量不要说话,免得引起机场保安的注意。从那儿我们就可以去欧洲了。
“去欧洲哪里?”我很想知道。
女人耸耸肩:“我也不知道。别问我,我只是代理。一切都是你们的家人和喀布尔的人安排好的。”她伸手到一个包里拿东西,“你们拿着这个。”
她递给我和哥哥每人一本阿富汗护照。我没办过护照,所以十分新奇地看着护照上面我的照片。
家里人什么时候安排了这一切?
来到白沙瓦国际机场,我暂时忘记了忧伤。这里可真大,到处都是人、汽车和机器,到处都在排队。我们的背包滑进安检仪时,我惊讶得目瞪口呆。
和我们同行的男子捡起哈扎特的背包并领着他穿过一扇大门时,我才猛然醒过神来。我想加快脚步追上他们,但那个女人拦住了我。哈扎特只顾着往前走,始终没有回头看我一眼,我想他大概以为我一直跟在他身后。
我想大声喊他的名字,但又忽然想起那个女人之前的警告——不要引人注意,所以只好忍了下来。“我想赶上他。”我吃力地用达里语对她说,并适当地表现出我的着急。
她对我的话置若罔闻,并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我疼得叫出了声,她紧张地环顾四周,低声说道:“别出声。”一名保安朝我们的方向望了望。“别担心,没事的。”她说得很快,“一会儿,你在飞机上就能见到他了。”
我立刻安静下来,因为我相信她。可是登机之后,我却怎么也找不到哥哥和那个男人的影子。“他在哪儿呢?哈扎特去哪儿了?”我焦急地问。
“安静,”她鬼鬼祟祟地说,“他在另一架飞机上,到了之后你们就能见面了。”
这一次,我决定不再相信她。
到达目的地时,被强烈的恐惧感和孤独感折磨了一路的我已经哭成了泪人。通过入境处的一刹那,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真的出国了。尽管从地理上说,到瓦济里斯坦和白沙瓦也算出了国,但这两个地方虽然位于巴基斯坦,生活的却都是普什图人。然而,伊朗却是个完全陌生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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