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本教材 《西方史学史》为何出到了第四版

“盲诗人荷马带着他的诗篇，蹒跚地朝我们走来，继之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一前一后，接踵而来的塔西佗、马基雅维里、伏尔泰、兰克，不断地向我们走来；到了现代，斯宾格勒与汤因比一前一后，接踵而来的就更多了，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以E.P.汤普森领衔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以伊格尔斯等为国人所熟知的美国史家之精英，不断地向我们走来。”

在第四版《西方史学史》的《致读者书》中，复旦大学教授、该书主著张广智写下了上述一段文字。3月31日，《西方史学史》（第四版）发布会及圆桌讨论会在复旦大学举行。

论坛现场。复旦出版社供图

《西方史学史》是一本教材，它阐述起自古希腊迄至现当代的西方史学，纵贯西方古典的、中世纪的、近代的和现当代史学的发展历程。古典部分，阐述古代希腊罗马史学及其对后世的深刻影响；中世纪部分，阐述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前占据支配地位的基督教神学史观及其他史学；近代部分，阐述西方各国史学的发展演变，涉及各种史学流派与思潮；现当代部分，阐述20世纪的西方史学，主要是西方新史学的发展进程及其在当代的新趋势。

从2000年初版面世至今，《西方史学史》已出到第四版，累计印数已近12万册。该书先后被教育部列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五”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获得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并被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为“推荐教材”。

“教材一定要对学生负责，不能马虎，一丝不苟，这是我的第一个体会。”在发布会上，张广智阐述了自己的“教材观”，“现在做教材有很多办法，有的人换了几本书，电脑这么一弄，它也是一本东西。但我觉得这样绝对不行。因为教材涉及学子们最启蒙、最基本的教育，我们不能误人子弟。”

第二，张广智认为编写教材要和这一门学科的研究紧密结合。“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这里的团队成员是我们这个学科领域里的佼佼者。所以我们编这本教材是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这样才能够把我们学术界的最新成果，把西方史学的最新成果，以及他们自己的最新成果反应到教材里面去。”

“最后，因为是教材，我们要考虑到它是为学生所用，所以学生最基本的需求，比如清晰的篇章结构、畅达的文字叙述就一定要包括在内。”张广智感慨，《西方史学史》在十八年时间里更新了四版，整个作者团队都希望它能为万千莘莘学子所喜爱。

在会上，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陈恒提出了三点思考：首先是如何拓展西方史学史的研究范围，比如宗教史、艺术史、科学史等专门学科史不乏名著，它们都是人类精神财富的重要遗产，是否可以被纳入我们史学史研究或者关注的范围？其次，若局限于“西方史学史”，一则忽略了非洲、美洲等其他区域，二则给人一种“西方就是标准”的价值观，不如将研究领域拓展至“外国史学史”；第三，如果研究的出发点不是本土化，他个人感觉研究域外是失去方向的。

“学术研究是智慧竞赛的场所。比如，无论是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还是中国的英国史研究，一方面呈现的是学术的高度与深度，不仅我们自身要认识域外传统，而且也要让美国人、英国人认识到他者从不同视角审视其传统是有独特价值的；另一方面这种研究的落脚点一定是本土化，从域外研究获得资源与灵感，从而促进中国学术本身、中国文化本身的繁荣发展。”

《西方史学史》第三版的封面，第四版封面尚未公布

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研究员吴英对此深以为然：“介绍一本著作、一个学者、一个流派，这就是我们研究西方史学史的目的和初心吗？我觉得可能还不在于此。史学理论要为实证历史研究提供指导，史学史研究要为史学理论发展提供素材，同时也要为实证史学研究提供借鉴。研究西方史学，实际上是为了发展中国的史学，如果我们忘了这一点，那西方史学史研究就真的走偏了，真的成自娱自乐了。”

在吴英看来，从事西方史学史研究应该也有理论立场。“当然，现在好多都说理论预设违背了客观性，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每个历史研究都是会有指导理论的。尤其我们是中国人在搞西方史学，我们也不可能站在西方人的角度去搞西方史学。所以西方史学应该是服务于中国特色史学建设。”同时，吴英认为应该增加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批判性：“至少你要和它站在同样的高度，甚至比它站得高才能有批判。”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剑鸣坦言自己从史学史中受益良多：“我总觉得史学史是历史学作品生长的沃土。因为史学史告诉我们历史学学科是怎么样的？如何发生、发展、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也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是一个真正的好的历史学家。”

李剑鸣认为我们应该对这门学问的属性做一个重新的定位思考。“史学史是我们历史学者身份意识逐渐形成和成熟的一个反映，历史学家要写自己的家史，要编自己的家谱，这样的话我们才诞生了史学史。”

他也强调反省性、反思性、批判性是这个学科属性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要看以往的学科的发展，它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和进展？它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它对社会思想，对知识成长究竟作出了什么贡献？这个贡献是大是小？是不是应该做得更大一些？为什么没有做得更大？寻找突破的路径在什么地方？史学史也是历史学家自身批判意识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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