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 大国利益核心区外的新冷战试验田（上）

2018年初，随着东古塔战局逐渐明朗，大马士革的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似乎已赢得了暂时的安全。

近7年来，在这个面积不大、却占据中东心脏位置的小国身上发生的一切，集中暴露出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演变特征。由此，本文并不打算聚焦于叙利亚战场及周边的演进和趋势，近7年来相关主题的评论分析可谓汗牛充栋，且仍在不断涌现。而随着2017年初美国新政府上台，以及普京在刚刚结束的俄罗斯大选中获胜，对于美俄两国来说，叙利亚战争正在像越战和（苏联的）阿富汗战争一样构成一幅“时代画卷”。在这块色彩斑斓的背景大幕上，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外交博弈多次呈现出某些“反逻辑”和“反战略”特征，而其中诸多看起来并非合理的关键决断让我们看到了外交的局限性，及其受到国内政情牵制的程度有多么过分。

从土耳其一侧拍摄的叙利亚境内照片。视觉中国 资料

如果仅仅从传统的地缘战略竞争视角来观察美国的对叙政策，我们就很难理解奥巴马政府在2013年为何会以如此扭捏、矛盾、半推半就的心态启动对叙军事打击；更加难以理解的是，一位美国总统竟然会像看到救命稻草一般抓住俄罗斯抛来的橄榄枝，然后将自己对“和平”迫不及待的渴望公告天下——即便他当时仍然摆出拥有终审权的架势。而在白宫的叙利亚政策进入特朗普周期后，立誓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新总统却依旧唱着前任的老戏码。对于华盛顿来说，巴沙尔政权是去是留？“伊斯兰国”、库尔德人，以及其他琳琅满目的反政府武装最终如何处理？美俄和美土关系又将导向何方？这些问题在2018年和在2013年没有本质的不同，也没有出现质变——尽管专家、学者和媒体几乎每一天都在“预测”、“判断”、“分析”那些从不缺少的所谓“里程碑式新闻”……

要知道，这本来就是一场在“前任总统的前任”时期就在准备的战争。2002年1月，小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了“邪恶轴心”一词。随后，时任总统的幕僚约翰·博尔顿将哈瓦那、的黎波里和大马士革定义为“边缘邪恶轴心”。这等于向全世界宣告了美叙之间的敌对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说后来的民主党政府、情报部门与军方对叙利亚早在2011年就爆发的内战冲突毫无准备，简直难以置信；更何况在内战持续了三年后，当2013年8月21日的化武风波震惊世界时，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干涉机会出现了——这是一个等了11年的窗口，奥巴马没有任何理由措手不及，但他却选择暂时把窗户关上。

在今天，我们自然无法判断如果2013年执政的是特朗普而非奥巴马的话，华盛顿是否会做出另外的选择。客观来看，新的共和党政府在2017年及之后的选择余地已远没有4年前那么大。这倒并非是因为战场形势已被逆转，实际上当美法等国于2011年决定掀翻卡扎菲政府时，利比亚政府军正在班加西门口胜券在握；而今天即便东古塔被叙政府军完全收复，在叙利亚西北的伊德利卜仍有数万反政府军盘踞，在东北方向，幼发拉底河东岸俨然已经成为美国和库尔德武装的坚固堡垒，并且可以得到美国驻伊拉克军力的直接支持。如果有必要且下定决心，美军及其盟友仍有足够的资本控制叙利亚全局。

问题的关键在俄罗斯。在俄军于2015年果断参战后，美国如还想按照己方意愿彻底解决叙利亚问题，其难度显然与2013年时已有天壤之别。

“新罗马”

美国外交政策自2001年以来的现实主义与保守主义倾向已经非常明显，这不仅因为以小约瑟夫·奈和约翰·伊肯伯里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学者逐渐淡出政府智囊圈，更可以从美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亚太遏制战略及对阿拉伯世界的三次“十字军东征”得到明确例证。

对于约翰·米尔斯海默这样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信徒来说，叙利亚本应成为又一块证明大国间结构性冲突无法避免的试验田。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毫无疑问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潜在竞争对手，这个“新帝国”庞大的资源有可能成为影响未来50至100年大国间动态平衡的决定性因素。

俄罗斯早在2006年就宣布，将联合地中海周边国家修建一条从黑海插入地中海的石油管道。相比而言，俄罗斯其他方向的能源输出管道更加追求经济回报，以及利用管道对输入国政策的影响，而地中海管线的地缘战略价值客观上更加凸显。此外，西方用于撬动近东和高加索战略平衡的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石油管线的终点就在东地中海。因此，为了“影响”这里的能源格局，俄罗斯有充足的的理由向地中海派遣一支常驻舰队，维持这支舰队的费用可以用“被保护者”（如叙利亚）或潜在盟友（如埃及或塞浦路斯）的能源或港口收益来补偿。从2013年4月宣布重组地中海分舰队至今，俄国防部不断调派北方舰队和黑海舰队的部分舰船到地中海值班，其中不乏航母、攻击型核潜艇及核动力巡洋舰这样的绝对主战装备，其新的地中海分舰队组织架构与美军为应对中东局势而重组的第5舰队颇为类似。

绝不应忽视的一点是，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是圣安德烈旗（俄罗斯海军旗）在地中海唯一可靠的驻泊港。当俄具备相应国力和决心时，其军事与政治影响力可以叙利亚为圆心向北非、南欧、中东和西亚辐射，并辐射中东产油区和苏伊士运河，从而间接威胁美元对全球贸易与能源价格的控制权。而当国力尚不足以支持海外扩张时，叙利亚也是俄确保其在中东问题上话语权的最后堡垒。

因此，对于美国来说，解决大马士革的亲俄政权毫无疑问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美国长期以来对巴沙尔政权的敌视也显而易见——这将是遏制一个旧大国重新崛起的重要环节。没有塔尔图斯的俄国舰队显然难以在地中海长期存在，其黑海能源输出线路也将完全处在美国第6舰队管控之下。莫斯科南下中东，影响巴以问题和欧佩克组织的通道将在叙利亚被彻底封死。截止2015年俄军参战前，在敲掉利比亚和叙利亚，并让埃及和摩洛哥“变色”后，不仅脆弱的欧洲软腹部安全问题不复存在，地中海也将完全沦为西方或者说美国的内湖，我们将看到华盛顿在远隔大西洋之外建立的一个“新罗马”。

然而，奥巴马却在绝佳的机会面前按了暂停键，后来的特朗普在时运不济时是否还有采取果断措施的决心就很成疑问了。行动显然要冒巨大的风险，值得吗？

三位总统

对叙反对派的不信任，以及对后阿萨德时代不确定性的恐惧是导致美国犹豫不前的主因吗？这是2013年美俄达成叙利亚相关协议后外界最为广泛的解读——一个最好理解，却又不符合战略逻辑的解读。

2012年美国大使在利比亚被炸死似乎提供了前车之鉴。但即便残局不好收拾，与消灭巴沙尔政权后可预期的巨大战略收益相比，若干叙利亚恐怖分子对美国本身既无法造成实质性伤害，同时美国哪怕有伊拉克战争一半的决心，也绝非无法管控。当然，如果战争进入伊拉克模式，华盛顿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控制局面。不过可以肯定，叙利亚的维稳成本绝不会比伊拉克更高。

在俄军参战后，特朗普最有理由担心的是与普京正面相撞。但如果普京足够理性——事实上作为前克格勃特工他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那么他就应该明白叙利亚不是乌克兰也不是格鲁吉亚，其绝非俄罗斯的底线。普京为了国家与个人利益会与西方周旋到最后一刻，但俄军没有理由在此地与西方死磕。再者，俄军也缺乏在这里与西方展开直接军事冲突的手段，一旦与西方的冲突在这里爆发，俄军的武器和补给输送通道都可能被切断。

换言之，俄军在这里与西方开战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与战争在外高加索、乌克兰或者波罗的海三国爆发的形势有本质区别。当然，面对这种局面，普京还可以选择直接将战争扩大到乌克兰或其他方向，但值得吗？为了保住巴沙尔政权，不惜让本国冒如此大的风险？

然而，在一场外交博弈中，普京却摆出了一副“寸土不让”的架势，成功将俄罗斯的“红线”从2008年的格鲁吉亚直接推到了中东心脏。至少在目前看来，这无疑是一次将武力威慑与灵活的外交手段相结合的完美范例，体现出自彼得大帝以来一个欧洲老帝国成熟老道的外交风范。

面对频频出招的普京，奥巴马在2013年的“绥靖主义”应对立刻遭到“战略派”强烈批评，当时即有人将总统比作张伯伦和达拉第，甚至将圣彼得堡比作慕尼黑。更让鹰派们无法接受的是，如果叙利亚危机最后按照普京方案解决，就将是自1976年福特总统放弃安哥拉后美国首次在与俄罗斯的“冷战”中完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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