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在左 疯子在右？对话欧洲政治新势力

自2009年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洲社会沉疴泛起，人心思变，群雄逐鹿。自冰岛而希腊，自西班牙而法国，一夜变天者比比皆是。新兴政治势力来势汹猛，短短几年间承运骤起，犹如地下岩浆喷涌，看客尚不及臧否，便已一泻千里。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偏门邪派”、法国总统马克龙“无门无派”，皆为新政治势力翘楚。新人既已主政，逐渐便能为世人所熟悉。只是那些尚未执政的新政治势力，犹抱琵琶半遮面，国人终觉隔阂。

这些新人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政治潜力有多大？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将如何影响欧盟的对华政策？

笔者近日获欧盟项目资助前往布鲁塞尔调研，有心到欧洲议会一摸底细。本届欧洲议会共有751个议席，由2014年被媒体叹为“政治地震”的选举产生，除十来人外，所有议员都加入了“八大党团”。八大党团名称绕口，但若按“主流”与否分为三组，则一目了然。

最主流者，当属人民党（EPP）、自民党（ALDE）与社民党（S&D）三大老党团。其分据政治光谱中右、中间与中左，共占席六成有余，大体都支持自由市场和欧洲一体化。不太主流者，当属左翼的绿党/欧洲自由联盟（Greens-EFA或Verts/ALE）和右翼的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ECR）。前者的成员是形形色色的“环保党”、“盗版党”、“地区民族主义党”，后者则为支持自由市场但反对欧盟侵损国家主权的“疑欧党”，如英国执政党保守党以及波兰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

而剩下的党团，则可归入“非主流”了。联合左翼/北欧绿左（GUE/NGL）是个极左党团，不忘共产主义理想，反对欧盟通过新自由主义搞一体化，还呼吁解散北约。大家熟悉的爱尔兰新芬党便在这个党团里。这个党团还有两个明星——希腊的执政党激进左翼联盟（Syriza）以及西班牙异军突起的“我们能党”（Podemos)。

欧洲自由与直接民主（EFDD）则是个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极右党团，近半议员来自成功说服英国人脱欧的英国独立党，剩下的议员中大多来自意大利的五星运动。欧洲民族与自由（ENF）是另一个极右党团，为法国国民阵线党魁马丽娜?勒庞的心血之作，她花了一年多时间才拉齐人马成立党团。

欧洲新兴政治势力的集中地无疑是上述三个“非主流”党团，此外还有一些则散落在“不太主流”的两个党团里。

极右党团自然是重要的考察对象，但意外的是，与其接上头却颇为不易。原因让人啼笑皆非。一来极右人士多以反欧盟起家，故就任后多以国内事务为重，不坐班、不投票、不回邮件者大有人在；二来他们多以反全球化起家，对世界事务了解有限，对中国远客的兴趣远逊于同侪。笔者将这两个揣测的原因一抛出，便引来欧洲友人一片附和，称极右“已习惯被鄙视”、“难以雇到高素质工作人员”、“已闹出很多丑闻”云云。在某一研究所，笔者集中采访了七位二三十岁来自欧洲各国的年轻人，问其身边谁投了极右的票、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热情陈述了对极右的看法，却无一正面回答问题。可见给极右投票，通常很“私密”，不足为外人道也。

最终，几经努力，笔者还是得以“深入虎穴”。由于会谈前应允保密，故此处不详述过程。会谈进行得磕磕绊绊，笔者与主流政客侃侃而谈的“中欧关系”、“欧洲一体化前景”、“全球权力格局”，到这里便引不起太多共鸣了。

极右人士有一种在布鲁塞尔十分少见的敏感，不但委婉地盘问笔者有何访谈目的、是否来自媒体等，还表示反对称其为“极右”，而倾向于使用“爱国主义”或“民粹主义”字眼。当他们介绍自己的从政历程时，也真实地流露出因不被人理解而感到委屈。

从会谈看，极右的风格的确“非主流”，但他们并非传言中的“低素质怪人”。相反，他们彬彬有礼、旁征博引。与中国人讨论形而上问题似乎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不少极右人士有自己的“精神导师”，只是各人思想渊源各异，不同的人从博努瓦、海德格尔、甚至葛兰西那里各取所需，有人与一些当红哲学家保有密切私交。他们在哲学上的最大特点，也是他们与“纳粹分子”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拿后现代学说所推崇的“多样性”作为维护自身文化特性的理由。

极右人士很少关注世界性议题，如今才开始“补课”，且视角颇具特色。俄罗斯为极右人士普遍喜爱，因其乃“欧洲国家、基督教国家”。对美国则没有太一致的看法，但多赞赏特朗普总统“维护经济利益而不管人权说教”。南非的白人也很“荣幸”地被纳入了极右人士的视野，因极右人士有感于要为其伸张权益。至于中国，极右圈中知之甚少，知识不比一般欧洲民众为多。可以想见，他们也从未认真考虑如何发展对华关系。只是按其逻辑推断，估计会经济上强硬，而价值观上放任不管。

总体观感是，极右势力将长期存在，但其发展空间和社会认可度已面临一定瓶颈。之所以说将长期存在，盖因极右思潮是民众对现代化/后现代化、全球化负面后果的一种心理应对。这一论断在学术界已有公论，在访谈中也多次被各界人士提起。极右人士不一定是“现代化和全球化输家”，但其呈现出的谨慎和敏感气质，似乎正是这种心理的一个生动注脚。

一位极右工作人员告诉我，他出生于中等偏上家庭，但小时候很反感身边的移民，15岁那年不顾家人反对而加入了国民阵线。我不由得想起几位访谈过的绿党人士，皆神采飞扬、语气激越，满脑人权、绿色、人道主义。这是多么张扬的、与极右截然相反的世界观！仅仅谴责极右人士浅薄、怯懦是不够的。他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现代世界给人所带来的伤害，而这种伤害远超物质层面。

而之所以说极右势力的发展空间和社会认可度已经面临一定瓶颈，除了上述提及的“不入流”、“欠专业”、“视野窄”等原因外，还有一个更重要原因，即其发展将受欧洲政治“碎片化”的很大制约。一位德国绿党议员告诉笔者，虽然当前欧洲政局剧烈变化，但德国绿党地盘很稳定，几乎没有选民流失到极右阵营。欧洲社会是个高度成熟、发达的社会，生产关系、生活方式高度多元，任何一种思想都很难统领全部人。何况极右势力似乎并无全面改造国家的企图。能凭借机运在统治集团中占上一席、在意识形态中留下一笔，已是极右势力的最好出路。

说完极右，再来谈极左。

极左党在欧洲近乎“消失匿迹”多年，近年以目眩之速崛起，比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意大利五星运动、西班牙“我们能党”等等。激进左翼联盟是当前欧洲唯一的极左执政党，2004年成立，支持率在欧债危机中飙升，其41岁的党魁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在2015年希腊大选中成为总理，震惊全球。

五星运动由时年61岁的喜剧演员格里洛（Beppe Grillo）在2009年成立，四年后便在大选中成为可以左右组阁的力量，且普遍认为将成2018年意大利大选黑马。

“我们能党”由2011年席卷西班牙的“愤怒运动”催生，2014年年初由36岁的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学者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创立，年中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成为全国第四大党，到年底党员人数便居全国第二，2015年在西班牙大选中成为第三大党。

上述三党中，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更具传统激进共运特色，五星运动和“我们能党”则挟新型社会运动的余威。后两者自我定位并不完全是“极左”。五星运动在欧洲议会中投靠他党无门而最终加入极右党团，“我们能党”则常自称为中间派。这反映出欧洲极左党是个非常驳杂的群体。

极左与极右本是对应物，且当前极左党与极右党的策略颇有相类之处，如利用新型社交媒体、发起社会运动、推出魅力型领袖等。但颇让人玩味的是，笔者与极左人士的交往却十分顺畅。他们不但自如运用“布鲁塞尔话语体系”，且对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有着十分恳切的兴趣。“我们能党”的议员和工作人员都如其党魁一样，低调、朴实、专业、充满乐观和年轻的气息，让人情不自禁心生喜爱。将心比心，西班牙民众在呼唤变革之际，看到这样一群新人，怎会不支持。

极左党派对中国感兴趣则有如下原因。第一，中国毕竟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与极左党派血脉相通。近年，欧洲的极左党和极右党一样，也开始反欧盟、反全球化，但其理由并非是要保护认同，而是要反对全球资本主义。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议员坦陈，意识形态因素在该党与中国的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第二，欧洲的极左党多少得了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运的底子，对现代经济的运行、国际政治的博弈并不陌生，对中国这个新兴大国自然要高看一眼。第三，极左党主要出现在有较深厚激进社会主义传统的南部欧洲国家，而南欧诸国（特别是希腊）近年与中国的关系持续升温。但凡有心问鼎权力巅峰的极左政党，都不免要认真思考对华关系。

从布鲁塞尔归来，笔者深感欧洲的政治版图仍在酝酿深层变化，而这正是欧洲乃至全球变动时代的一个缩影。这些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复杂而微妙，且仍未充分展开，对中国而言既不会是十足的好，也不会是十足的坏。在未来数年欧洲权力重组的过渡时期，中国还是要保持对欧洲内部变化的足够敏感，适时但却不过头地做各政治势力的工作。学术、民间和议会的交往或可低调先行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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