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蒋方舟的东京文学地图上

□钟倩

230年前,37岁的歌德带着行囊逃向意大利,一年零九个月的旅居中,他说意大利拯救了他,把他从成为一个附庸风雅的公务员的车轮上解救下来；100年前,36岁的日本散文家永井荷风漫步于东京的大街小巷,写下《东京散策记》；2016年,27岁的蒋方舟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邀请,前往东京旅居一年,回来后就有了《东京一年》这本新书。

《东京一年》收录了蒋方舟旅居日本一年中的46篇日记。阅读的过程,就像是行走在蒋方舟的东京文学地图上。一年的时间不算长,她对生命的思考和人性的探讨却是深刻的、独到的,甚至尖锐而直戳痛处:“东京的生活同样存在着无奈的人性、琐碎的沟通、窘迫的算计与虚伪的寒暄。”正如作家阎连科所说,“你无法理解她对底层、民间、民族、国家的那种与年龄不甚相符的关注与忧虑,你也无法理解她对时尚、潮流的领新与领悟,乃至于对两性、家庭、婚姻和仇怨,她都有自己独有的见解和坦荡。”蒋方舟的旅居充满独立思考和真诚对话,绝不逊色于阿城的《威尼斯游记》和松尾芭蕉的《奥之细道》。

日记中笔墨最多的就是看展览。从六本木的森美术馆看村上隆的《五百罗汉图》,到表参道的根津美术馆；从三岛由纪夫文学馆看原稿,再到比较偏僻的神奈川县美术馆叶山分馆看芬兰女画家的作品；从东京都美术馆看伊藤若冲,看川端康成的展览,神乐坂新潮社120周年展览……扑面而来的异国情调,细腻清晰的文化感受,别具一格的审美精神,使人恍若置身其中。蒋方舟擅长的文学思维和人性洞察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濑户内海的艺祭,临海观澜使蒋方舟想起《海边的卡夫卡》中的少年,更多的是被隔离后的自我回归,“看山看水,其实是以山水的目光看自己,看自己的短视和狭隘。”而位于靠海梯田中的丰岛美术馆,宛如一颗水滴,被她称为最柔软的建筑,“所有人都如痴如醉地趴在地上观察水珠的滚动,我第一次发现水是这样的,像毛毛虫一样拉伸自己的身体,追赶同类,渴望和它们融为一体。因为受倾斜角度和环境影响,水珠经常在半路停止了流动,我发现自己竟然握着拳在给它们加油。”这与其说是艺术带来的馈赠,不如说是拥抱自然的体验。

除了行走于各种展览之间,蒋方舟的东京文学版图上更多的是对世相的观察和对人性的叩问。最令我震动的是蒋方舟对生命个体的同理心和体察力。日本一年轻人闯进残障人安养院杀死20多人,她“不敢相信文明之下仍有如此野蛮的行为”,由此联想到二战大屠杀并进行深度阐述,“只有直视人性异化的可能性,才能让我对自己保持警觉。”正如蒋方舟在与日本作家西木正明的文学对谈《何为文学——在事实和真实之间》中所说,残酷的事实远远比作家的想象更有力量。这也是作家无限接近真相的书写之使命。

主持人白岩松曾在书中说过:“虽然在行动上,是看日本、看美国,实质上,是看中国,看我们未来的路。”蒋方舟旅居日本也是如此,她眼中的“流亡者景观”,她关注的生命个体,也是为人们的精神世界提供一个出口、一种借鉴。当然,她的人性叩问不是为了批判什么,而是勇敢地直面,就像她对弱者处境的反思,以远藤周作《沉默》中的洛特里哥和格林的《权利与荣耀》中被处决的牧师为例,从中窥见向上攀援的精神信念:对公平的追求、对自由的向往、对弱者的同情、对艺术的热爱。“就像在东京度过的这一年并没有把我变成一个新人,我们只是更像自己本来该成为的样子。”因为人性进化得很慢,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而精彩,唯有在看不见的屏障中认真地活着,独立地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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