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老三则 三.大道至公

□王建中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一部《道德经》，煌煌五千言，自始至终似未明写一个“公”字，却浸润和贯串着公平、公正、公道、公心、公德之“公”的精神之魂。

天之道，人之道，圣人之道，大道至公！

老子如此高论，既非无源之水，亦非无根之木——

天之道、人之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大命题，由此形成的天人关系问题，不仅是中国古代哲学基本问题，且似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老子在“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之后，紧接着指出：“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如此地突出“人”，可谓用心良苦，意在表明其哲学不是为了说明世界，而是为了人，为了人世的社会实践。一部《道德经》，就其篇幅看，论述“人之道”(治国之道、修身之道、养生之道、社会历史之道)远远多于论述“天之道”。论述“天之道”既有宇宙本体论，揭示对立统一之普遍而根本规律一面，又有转识成智、经世致用——用无而为的大智慧一面，从而顺理成章转入“人之道”的论述。而“人之道”的论述既有浓墨重彩揭示其合于“天之道”的一面(如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功成身退，以百姓之心为心……)，又有针砭违逆“天之道”的“人之道”时弊一面(如损不足奉有余，另见第七十四至七十九章)。细细品味第七十七章中：“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不难明白，老子对践行合于“天之道”的“人之道”，既寄托着随后第八十章关于社会历史归宿的“小国寡民”理想，又作出寄望于明道的圣人(即掌握唯物辩证法的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即《道德经》第八十一章凤尾之笔——“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的现实性选择。

老子生逢乱世。其时正是奴隶制生产方式与封建制生产方相碰撞，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换，诸侯迭起大国争霸、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时代。世乱为何？出路何在？自然成为其时无以回避而又亟待回答的时代课题。伴随着周王朝东迁出现的衰落，原有的社会旧秩序土崩瓦解，旧的社会观念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对社会急剧变动的根源和出路自然难以自圆其说。大夫管子和子产的主张都曾受到“亲亲”(血缘关系的奴隶主贵族)和“贵贵”(新兴的财产关系的地主贵族)的两面夹攻。这个时代，是一个需要大智慧而又诞生出大智慧的时代。

做过周朝守藏史(管理图书史籍的官吏)的老子，与“显学”稷下学派有着一定的渊源，对王朝的兴替、各家各派的见解和主张了如指掌、洞若观火，悟道论道，有着丰沃的时代土壤。尤其是他晚年辞官回归故里，置身于社会底层民众之中，情感和立场发生转变自在情理之中。他没有消极避世，而是更为世事洞明，保持和发扬稷下显学的主流精神，敏锐抓住社会实践的重大时代课题，从精通周礼反转为抨击周礼；从贵族统治阶层一员，反转为代表社会底层饱受战祸和压榨的农民小私有者、自由民(逃生的奴隶)，以敏锐的触角抨击苛政重税、高利盘剝，仗义执言，发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呐喊。出路何在？老子作出了天才预测——华夏文明史上，乃至世界文明史上，最为大胆而又最赋远见的社会历史归宿、社会理想蓝图——“小国寡民”问世了！这一天才猜测，既早于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亦不输于英伦莫尔的《烏托邦》。

“小国寡民”，惊世骇俗！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顺道则昌，逆道则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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