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玩的意义叙事

年纪渐长，书也读得一些，回过头来再看读书这件事，似乎更多的倒是为了有趣。自认为这是一种纯粹的趣味，比起那些一心想从书里获益的人——更关注某方面的知识或思想或生活品质，我获得我自己。所以年轻时读书是“我注六经”，到了一定年纪，便是“六经注我”了。

读一本书，与结交一个人颇相似，趣味相投的，便能结出好果子；否则话不投机，往往白费时间和力气，还无故添堵。喜欢读刘震云的书，因为刘震云写书有趣。一口气读下去，觉得是两个知情识趣的人迎面撞上了，十分的欢喜。几年前读《一句顶一万句》，心里就觉这人好玩儿；到今年再读《我不是潘金莲》，果然地，他把序言写了两百多页，说的都是真假潘金莲的事儿，唯到头来十几页，他说，正文：玩呢。这十几页说的是老史的事儿。也唯这老史的事儿，其实是整篇小说的核。我没说它是这个故事的核，我说它是这部小说的核。这个故事，讲的是如何把一个芝麻变成西瓜，把一个蚂蚁变成大象的事儿。上半部讲这个把戏的变化，下半部讲这个把戏的拆穿。但小说的核存在后面十几页里头，就是个玩儿。这里头我们不谈现实的荒诞，不谈制度的漏洞，也不谈人性的瑕疵和可信度，万事万物归根结底，就是个玩儿。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必不赞同这样的观点，刘震云本人也未置可否，他一个得了“茅盾文学奖”和“埃及文化最高荣誉奖”的主儿，光是为了玩儿写这么一个东西，多少都显得不合适。怎么也得有点思想积淀吧？怎么也得有点影射和隐喻什么的吧？这些都没有，你谈什么文学主张呢？

而这正是我读出来之后要舍弃的。

一个有趣的人，可以为了意义阅读和写作，但绝不停留在意义本身。刘震云为嘛要在真假潘金莲的故事后面另辟一个老史的故事？因为他觉得李雪莲是不是潘金莲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背上潘金莲污名的李雪莲，不以革命意志为转移。他讲了一个很好笑的笑话，笑过之后大家却恍然大悟哎妈呀俺们原来在笑自己。你羞愧吗？你恐惧吗？还是无可奈何而后肆无忌惮？如果你说你读懂了，然后嘚吧嘚吧一通大道理，你一定是个无趣的人；必须是读笑了，而又一笑而过，这才算没有白读一场《我不是潘金莲》。

和《一句顶一万句》异曲同工，它说的是这样一个事儿：你原来要说的，必不是你说出口的；你原来要做的，也不是你做得出的。语言是个搞事的工具，人利用语言搞事之后还不承认，这就违背了一致性原则，结果导致受到惩罚；而惩罚必也要借助于语言，故而恶性循环，这世界哪里还是原来的样子。我们可以把李雪莲内化为一个陷入死循环的自我，也可以把李雪莲外化为一个失控的生存环境，总之李雪莲最后以死明志，它不是标志了一个偶然事件的终结，而是标记了一个必然无解的社会问题。这个社会问题无政治指向性，它只是说明存在，说明现世之熵。

由此它大可以毫无道德包袱地一笑而过，玩呢。

好玩，是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虽然迄今为止尚未有先哲把它纳入哲学范畴，但我立此存照，这是迟早的事儿。因为贪玩儿，人类保持了生的兴趣，得以直立行走，钻木取火，问鼎食物链顶端，后来发展技术，几何扩张，上天入地唯我独尊。我们现存的制度，当然不是最完美的，但一定是最现实主义的。连带衍生的现实主义作品也有一种勇于面对和担待的气度，它的好处就在于它懂得幽默，知道什么是不完美，并把这种不完美消化在系统内部。做为高智商的人类，必须懂得怎么玩儿。李雪莲明显智商不高，唯有这种一根筋的人能够把细小的不完美演绎成庞大的错误。所以她成为刘震云手中的道具，这个不会玩的女人在刘震云手里被折腾得死去活来，滚雪球似的不断制造误会和笑话，对于真正的错误却引而不发。一直到最后十几页，隐藏了二十年的老史才现身说法——一件严肃的事，不能让它变成笑话。笑得抽筋的我们还能说啥呢？啥也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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