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此绑架的韩国政与商 乐天帮助引进“萨德”背后是畸形的“财阀共和国”

2016年12月6日,受朴槿惠“闺蜜门”牵连,SK集团会长崔泰源(左)、三星集团实际控制人李在镕(中)、乐天集团会长辛东彬(右)被限制出境,并接受调查,图为他们在国会调查会宣誓。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国内掀起了“抵制韩货”的热潮,起因是乐天集团与韩国国防部签署提供“萨德”用地的协议,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在这场风波中,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乐天的态度——在韩国乐天全世界的布局中,乐天中国占据其整个版图的近三成,业务范围覆盖食品、零售、旅游、金融等众多领域,遍布中国20多个省市,拥有150家乐天玛特超市、5家乐天百货商店。尤其是前几年,趁着中韩关系的“蜜月期”,乐天在中国的发展尤为迅速,仅去年一年,乐天在中国的营业额就达到3.2万亿韩元,是2009年的7倍多。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企业,为何没有成为中韩关系的润滑剂,反而在“萨德”事件中甘当马前卒呢?个中缘由,恐怕不仅仅是乐天“爱国”能解释通的。事实上,韩国这个看似正常的“准发达国家”,其政商之间的关系却十分畸形——两者如连体婴儿一般互相绑定,难以分离。这种政商系统曾经给韩国带来经济的腾飞,而如今,却成了韩国经济难以根治的顽疾。

本报记者王昱

“谁能拒绝总统要求”

很少有人注意到,在中国舆论中大秀其“爱国范儿”的乐天财团,最近在韩国国内其实混得并不好,甚至丑闻缠身。此次出让“萨德”用地,很可能正是为摆脱这些丑闻而被逼出来的“爱国行动”。

乐天确实很需要证明它的爱国,因为这家集团1948年创立于日本,创始人是旅日韩国人辛格浩(日本名:重光武雄)。日韩两国建交后,乐天才开始进入韩国市场,随后发展成为业务规模远超日本母公司的大型财团。以乐天集团2015年的销售额为例,韩国乐天占据了9成以上。

2011年,辛格浩次子辛东彬就任乐天集团会长,成为第二代掌门人。对于这位二代掌门人到底算不算韩国人,韩国舆论一直颇有微词。2015年,乐天集团高层发生家庭争夺经营权的内斗,韩国舆论趁机向辛东彬发难,指责其“韩语说得太差”,乐天则是“戴着韩国面具的日本企业”,逼着这位二代掌门人不得不明确表示“乐天是韩国企业”。

讽刺的是,2016年突发的朴槿惠“闺蜜门”,倒是证明了乐天真是一家标准的“韩国企业”。因为韩国检方在深入调查后发现,这家企业居然深度锲入了朴槿惠背后那密如蛛网般的政商勾结当中。2016年8月,辛东彬接受腐败调查。韩国首尔检察机构怀疑乐天集团高层管理人员涉嫌非法筹集秘密资金、侵占公款、营私舞弊以及行贿,规模约30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8亿元)。随后,乐天集团副会长李仁源被发现自杀身亡,死于原定接受检方刑事调查的数小时之前。

事实上,栽进“闺蜜门”里的不是只有乐天一家,韩国五大财团中的其余四家(三星、现代、LG、SK)统统中招。尤其是三星集团,号称“三星太子”的李在镕到底通过朴槿惠的闺蜜崔顺实给朴送了多少钱至今没查清楚,目前仅被检方认定的就达43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49亿元)。

有趣的是,贵为三星接班人的李在镕在受审时反复强调:“是总统强迫我出资的,我是受害者。谁能拒绝总统的要求?”

“我是受害者,谁能拒绝总统的要求?”这话可真是说出了韩国财阀的心声,可是,这话也只说出了真相的一半。财阀之所以甘为政府背各种各样的锅,恰恰因为他们必须“报恩”——报政府当年把他们一手养大的“养育之恩”。

被政府惯坏了的财阀

说来有趣,韩国虽然是个领土不过10万平方公里的小国,但世界闻名的财阀却有五个——现代、SK、三星、LG、乐天,如果再算上之前倒了的大宇,其财团的数量和实力已经可以跟日本相媲美了。仔细算起来,韩国经济崛起也就四十来年的时间,这个国家是怎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搞出这么多财团的呢?回答是政府超乎常人想像力度的扶持。

韩国财团的急速崛起要从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当政时代算起,1961年他上台执政时,接管的是一个动荡、落后与混乱贫穷的韩国。当时韩国工业实力甚至远不如朝鲜,韩国与朝鲜的年产煤量、发电能力、化肥年产量、水泥年产量依次为:590/1200(万吨)、20/116(万千瓦)、3.8/86(万吨)、51/207(万吨),真是穷得惨不忍睹。

朴正熙早年受的是日本军官学校教育,对发展经济的想法极为日式。战前日本经济的发展就是一种“财阀体制”:政府通过各种政策优惠扶持几个大财阀,财阀振兴本国经济的同时回报政府,可以说,日本战前的经济基本上就是三井、三菱、住友等几个大财阀撑起来的。战后,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主持了对这些财阀的肢解,但朴正熙却在韩国复活了这种“财阀制度”。

其实早在李承晚时代,韩国政府对本国财阀的扶持已露端倪。1947年,美国占领当局将没收的所谓“归属财产”(包括2575家企业、库存物品、不动产及相当于朝鲜半岛15％的土地,相当于韩国总资产的80％),经李承晚政府之手,几乎无偿地“处理”给了三星等六家公司。

到了朴正熙时代,这种“溺爱”变本加厉。上世纪60年代,美国向韩国提供了大约21.5亿美元的物资援助。朴政府将上述物资出售所得的资金占当时财政收入的40％左右,并以此充当对工商业贷款和投资的来源。那些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官商利用这一机会,通过购买归属财产、外国援助分配和政府在金融等方面给予特惠等途径获得发展,被称为“特惠财阀”。70年代初中期,在韩国“重化工业化”浪潮中,得益于政府优惠贷款、税收减免等政策倾斜,大批财阀转向钢铁、石化、造船、汽车、电子等产业领域,又形成一批“借款财阀”。

从政府那里拿到第一桶金的财阀,在发展中又被政府一路保驾护航。上世纪80年代,由于政府产业政策的引导和全面的经济援助,韩国财阀规模越来越大,并逐步形成对生产与资本的高度垄断。1987年,韩国列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有13家,其中三星、现代还被列入世界最大的50家企业之中。1993年,韩国前30大财团的销售额达107.2万亿韩元,占当年韩国国内生产总值113.1万亿韩元的94.8％。1995年,韩国政府启动“世界化战略”,又推动了大企业财阀的投资和规模的进一步扩张。

政府的一路滋养,让今日的韩国完全成了一个“财阀共和国”。一个韩国人在生活的每一刻都必须与财阀打交道,他开现代的汽车,去乐天购物,看LG的电视,住三星的房子,打三星的手机。韩国人自我嘲笑说,人生中只有死亡、税收和三星是不可避免的。的确,离了财阀,他们简直不知道怎么活。当一个国家依赖几家财阀到了这个地步时,问题当然就来了。

如胶似漆,又相怨相杀

财阀需要政府的扶持不断做大,政府又需要财阀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以便保障就业率、提高民众生活水平,进而稳定政局。这桩政商婚姻看上去互惠互利,但真正运行起来却远非那么美好。

事实上,早在这桩“婚事”运行之初,就透露出了一股浓浓的“绑架”味道。朴正熙上台后,第一时间就罗织罪名,威胁要逮捕三星创始人李秉喆,而当李被押到朴的跟前时,这个独裁者却对他说:“只要跟国家合作,罪名什么都是小事。”其后的三星等财团几乎完全唯政府马首是瞻,只要通商部长或财政部长一个电话,各个财阀大佬就得屁颠屁颠地去青瓦台听诏。曾有评论家精辟地指出,韩国财阀貌似强大,实则毫无自由可言,也不知道如何使用自由。

上世纪90年代开始,韩国政商关系再次扭曲。一方面,各大财阀已经掌握了全韩国接近80%的经济资产,有了左右国民经济的大权；另一方面,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企业从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再加上韩国的民主化进程,民选总统需要财阀的资金支持。这时,“财阀不会使用自由”的预言不幸言中,已有能力独立的财阀并没有与政府脱钩,而是在继续与政府保持密切关系的同时,又反过来绑架了政府。他们利用资金操纵媒体、左右选举、大搞金元政治,甚至扶持自己的代言人上台执政。

财阀绑架政府的顶峰,是2007年李明博当选总统,此人曾在现代集团工作27年,一路做到集团总裁,后在集团高层的授意下从政,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登上总统宝座。李明博当选后,对各大财阀唯命是从,每次见到当时的三星掌门人李健熙都要毕恭毕敬地鞠上一躬,被媒体讥笑是“财阀的跟班”。朴槿惠由于其父的背景,上任之初曾被平民阶层寄予厚望,希望她能用其政治资历压服财阀,而自“闺蜜门”爆出以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朴槿惠虽不是“财阀的跟班”,但却算得上财阀的“闺蜜”——事实上,今天的韩国政坛上,恐怕已经很难找到跟财阀没关系的政治家了。即便他们洁身自好,不收财阀的政治献金,谁上台后又敢跟这些养活了80%韩国人的主儿叫板呢?

政府掐着财阀的命脉,财阀又操控着政府,韩国的政商就是这样一对怪异的冤家。

李在镕在狱中痛哭“谁能拒绝总统”,朴槿惠则在青瓦台辩白自己“没有听命于各大财团”；乐天一面饱受“你是不是韩国企业”的质疑,一面又通过为“萨德”让地来彰显自己的“韩企”身份。也许政府当年对财阀的骄纵和把控确实助推了韩国经济的腾飞,但如今,该是为当年的揠苗助长埋单的时候了。这真是应了那句俗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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