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场景人物”描摹“战争状态” ——电影《我的战争》赏析 ●杨亮

在向敌人盘踞的672高地、493高地、461高地、610高地、537高地即将发起攻击的战前动员会上，九连连长孙北川慷慨激昂地说：“我们每一次战斗都会有兄弟再也回不来了，他们是我们的榜样、光荣的榜样，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我们是为胜利而来，为祖国而战，我曾经向我的战友们保证过，我们一定会第一个打进敌人师部的，我们九连不会让亲人和战友失望……”

战争，无论任何一场战争都是流血牺牲的“标识符”。翻看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无一不是血腥、杀戮，甚至是暴力和震撼的，“我一直觉得现实的黑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面对黑暗现实的勇气。”战争是生与死的界限、英雄和懦夫的界限、黑暗和光明的界限。哲人有言，英雄的业绩、他们的言论，就是那个时代的精华。

“我们每一次战斗都会有兄弟再也回不来了”，真实的话语、真实的情境、真实的状态。表现战争的影视剧，“誓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最后一个人，永不退缩”是惯用语，往往带有一种刻板的宣教色彩。如果从今天受众的接受情境来看的话，势必会带来较强的“调侃”韵味，不足以冲击观众的灵魂神经。所以说，真正的战争片，即影片中的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样的话语，也要有它的意识形态情境，如《我的战争》中，这句“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对于身处朝鲜战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来说，就代表着一种民族国家的认同、殖民主义霸权的终结、中国人民价值取向的精神谱系。

影片《我的战争》脱胎于巴金的小说《团圆》，如果从字面理解，团圆在战争的语境中无疑等同于和平、胜利、圆满。可事实上，在战争的环境中，尤其是在朝鲜战场中，作为一场异国之战，团圆充满着浪漫、虚无、幻想，甚至是一种赤裸裸的空想。“我们要出发了，这次是打537高地，不太好对付，不要忘了我们家在河东玉林乡，有空的话去帮我看看我娘，就跟她说我在外面好好的，没给她丢脸。”这是孙北川在打537高地前给文工团老乡孟三夏的留言，这也是影片中两人的最后一次对话。与其说这是一种交代后事的坦白和决绝，不如说这是一种展现战争状态和理解战争肌理的一种“小人物”描摹，描摹出了人物在生离死别的关键时刻，最真切、最写意、最漠然的不置可否。

回到影片情节，作为1950年代影响全球的东亚局部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事迹可歌可泣，他们都是作家魏巍笔下的最可爱的人，如影片《我的战争》中九连连长孙北川，文工团长孟三夏，司号员张洛川，张洛川的干爹李良顺等。作为一个宏大的叙事，朝鲜战场负载了中国人太过沉重记忆的历史时刻，它的每一个“背景”都放映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真情与感怀，以致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充斥着“乱世悲凉与宿命苦涩”的舞台和激发后人为之断肠的契机和佐料。然而，犹如影片是由一个个镜头拼接而成的整体动感画面一样，朝鲜战场也是由一个个小场景、小场面、小战争组合而成的。对于一场描摹战争的类型片，如果缺乏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勾勒，那么影片的生命将会被窒息而死，因为人的视觉和听觉都被一种缺失同化的精神要素抹煞了，于是影片的价值自然也就干瘪了。

作为一种国家精神，一种民族气质，《我的战争》无疑勾勒出了一种反映1950年代中国人民的集体心态和集体倾向。易言之，1950年代和2010年代一样，无非是时间上有60多年的差距，但是作为一种深处该场景中的人物，每一个人看待事件的角度、面对困难的态度、作出选择的初衷或许不会相差甚远。单就影片中所展露出来的父子之情、父女之情、战友之情来说，父亲替儿子牺牲，父亲为牺牲女儿填土下葬，战友之间的爱情、亲情、友情。仅仅这些，对于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域、任何情境之下的中国人来说，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和时代主题。

影片中，孟三夏在与孙北川共同经历了战场的生死考验之后，内心的柔情被唤醒；张洛东在唯一的亲人老爹李顺良牺牲后，第一次尝到痛苦的滋味，并促成了其人生性格的重大蜕变；文工团进步青年王文珺用自己的生命向恋人刘诗文诠释了信任和支持，激发了这个满腔报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内心最坚强、最男人的一面，促成了他由知识分子到真正军人的人生升华……

对战争题材影片进行大历史的分析和刻画，再现战争的残酷，展现一种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这是传统战争题材的不二法门，如《开国大典》《淮海战役》等。但是，时过境迁，“昔日战争残酷的场面，此时已经被抛出了新历史的轨道，成为旧历史空间中不值一提的点缀”。在此情境下，作为一场镌刻历史剧变的时刻，以“我”的视角，从“我”的命运出发，用一种“当下的状态”来追寻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从而把“我”融入战争本身，通过一个个“小我”在面对生死考验情境下做出的选择，一起面对炮火烽烟的抉择，来把一次血雨腥风的民族大义浓缩到一个个富有人情味的战争“小场面”，并触发观众心灵深处隐忍的战争存在感、战争现场感，这就是一种创意或者说是一种表现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本真化。在战壕中殊死搏斗的瞬间，孙北川与张洛东还在调侃和戏谑：“我让你给孟三夏写的信你写了没有，都写什么了，六个字，到死都喜欢你，你还胡诌什么了，孟三夏同志，我想和你亲嘴。”也就是在这一历史时刻，我们仿佛能看到旧日的历史不仅没有永远失去它延伸的可能性，而且还在被来者不断丰满的状态下成长为一张张散发靓丽光泽的崭新扉页：“你们今天做的事情，以后会有人记得的”，这就是一种连通时间和空间的历史话语。

不管是做大历史概括的宏大叙事，还是作为小历史描写的微型叙事，我们都不能脱胎历史史实的客观存在去任意臆想，这样影片的真伪就会大打折扣。相反，我们也不能完全按照历史的一撇一捺去仿真，这样的作品制作出来，势必会成为一对鸡肋，脱离观众，脱离视听，脱离当下的观众的“精神积淀”。让影片中的场景状态化，让影片中的人物立起来，必须要把影片所要表达的感觉赋予一种真实的意义，即战争现场感。

只有让“战争场面和个人有了直接的、具体而微的连接，观众被一种逼真的“似真性”带入到电影中，人们才能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仿佛在场面中无可逃避地直接面对战争本身。”当张洛川和刘诗文向孟三夏告别，要支援537高地的预备队时，张洛川对孟三夏说：“连长嘱咐我，万一他光荣了，你知道怎么处理，这里还有我和老爹家乡的地址，到时候再麻烦……”孟三夏说：“我不管，谁要管你们这些破事，谁爱管谁管，我不管，都别跟我胡说八道，谁都不许死，都给我活着回来。”于是，“空间化的历史/历史的本真与时间化的历史/政治及权力话语”就被并置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中，成为一个精神和肉体的融合话语，直逼观众的审美心理，化作一种“战争肌理”的“场景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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