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为何变得如此失常 过去40多年,美国政治改革一直去中间化,助长了个人主义

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希拉里在艾奥瓦州为选举造势,激进人士欲冲上台被摁倒制服。(视觉中国供图)对于爬到食物链顶端的我们而言,绝不能心慈手软。我们的世界只有一条规则,弱肉强食。

——美剧《纸牌屋》

今年的美国大选显得特别不同寻常:共和党那边,让大佬嫌弃的大嘴特朗普上位,民主党这边,“局外人”桑德斯走红,迫使“党组织”在邮件中商量如何拉低他的选票……追根溯源,这一切并非偶然———美国患上了反政治的“混乱综合征”。

反叛的政治行为受欢迎

2016年共和党的总统选举由一位完全不是共和党人的候选人主导:根据登记,特朗普从1987年成为一名共和党人,然后是独立人士,然后变成民主党,然后又变成共和党,然后是“我不想加入党派”,然后再变成共和党。他给两党都捐过款,对两党都没表现出亲近。共和党占据第二位的候选人克鲁兹则靠拆共和党的招牌吸引支持者:抨击共和党在参议院的领导人,唱衰共和党大佬。

民主党也好不到哪儿去。早期初选之后,剩下的两位竞争者中,有一个也完全不是民主党:桑德斯本是独立人士,申请在新罕布什尔州参加初选当天才投奔民主党,彼时离选举开锣只有三个月。他通过排斥民主党的方式获得了独立选民的拥护。如果真让民主党人来挑选,“超级星期二”之后桑德斯就出局了。特朗普、克鲁兹和桑德斯以种种方式,展示了一种新的原则:政党不再有清晰边界或可实施的规范,反叛的政治行为反而受欢迎。

更大的问题在于,“党派领导”这样的说法已经过时。国会与选举的乱象折射出一个潜在的现实:已没有什么党派领导者,只有单个演员追逐着自己的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难怪去年10月上任的众议长保罗·瑞安抱怨说,美国人在华盛顿只会看到一团混乱。

然而,特朗普不是混乱制造者,是混乱带来了特朗普。我们看到的,不是混乱的短暂发作,而是一种混乱综合征。

混乱综合征是是政治体系自我组织能力的慢性衰退。一开始的表现是政治机构和中间人被削弱。历史上看,这些机构和中间人的作用是让政客彼此问责,防止体系中人一直追逐个人利益。美国当初花了数十年建立起这种政治调停体系,如今它濒临死亡———并非自杀或者老死,而是被改革而死。

免疫系统:“中间人”

与英国议会制度不同,在早期,美国宪法没有条款让政客相互问责,国会的流氓成员不能被自己党的领导“炒鱿鱼”,失职的总统不能通过不信任投票驱逐。总的来说,美国政客是独立的个体户。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改革阉割了选举人团并在参议院建立直选制度后,他们就更加独立了。

如果只有宪法,政客根本无法组织起来,完成最日常的工作。于是美国人发展出了第二个不成文的宪法。从18世纪90年代起,政客开始分门分派,组建政党,19世纪30年代各党建立了恩庇制和基层。这套体系利用奖赏和偶尔的惩罚鼓励政客一起工作。与此同时,国会发展出自己的资历和委员会制度,建立了日常合作规则。

这个不成文宪法设立的中间机构有很多名字和面孔:州和全国委员会、各县党主席、国会小组委员会、领导政治行动委员会、会议代表、筹款人,等等。姑且称之为“中间人”,因为他们全都周旋在乱糟糟的政客和乱糟糟的选民之间,完成不可或缺的任务,政治家詹姆斯·威尔逊称之为“在政府中装配权力。”

“中间人”有个特点在政治中非常重要:喜欢周旋。这些职业掮客靠体系谋生,所以他们倾向于“组装”出持久的联盟,即便时间流逝仍能保持权力,让政府可以有序运行。你可以把他们看作抗体和白细胞,在政治体和攻击者间建立壁垒,不时巡查。当免疫系统正常工作,人们一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只有免疫出现问题,才意识到它的重要。

改革副作用:失去防卫能力

从20世纪初到现在,改革派和公众对“局内人政治”全面发起攻击,进步主义者指责中间人损害公共利益,民粹主义者炮轰他们阻碍人民意志,保守派则批评他们扩张大政府。

某种意义上说,改革派是对的。他们出发点良好,提出的批评也曾是有理有据的,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水门事件之后。于是改革开始了。

候选人提名过程进行了改革,改用初选,而不是代表会议、党团会议和其他由局内人主导的方式。但整个上世纪60年代,初选和党选并存,特别是在国会选举和州选举中,政党领导有很多方式影响提名。而现在,初选被极端主义者和利益集团主导,温和派及缺乏组织的选区得不到充分代表。此外,研究发现,在鼓励主流候选人发起挑战方面,昔日的党派领导也做得更好。大量人才愿参与角逐,因为参选和失败的潜在成本都由党组织承担。转为直接初选后,角逐者一般要自己招兵买马,成败自己承担,催生了更多古怪和极端的挑战者。

政治金钱问题进行了改革。从1970年开始,对候选人和党派的大额捐赠就日益受到规管,以减少腐败,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权力。这确实遏制了一些惊人的交易,但也有代价:没能把金钱从政治中抹去(这是不可能的),而是将许多金钱导向更私密的渠道。过去多是党派负责政治资金的筹集和支出,现在取而代之的是财大气粗的新兴捐款者、超级组织等,每轮选举其都要花上数亿美元。

国会也进行了改革。很长时间里,国会山里论资排辈,要想掌权得耐心等待,主席就像统治领地一样运作着委员会。水门事件之后,自由主义者发动“叛乱”,上世纪90年代,纽特·金里奇和他领导的共和党革命派接力,资历制度和委员会体系受到打击,日渐凋零。国会山的权力朝两个方向流动,落到一小群高层领导人和一部分个体成员手中。

但改革派忽视了重要的事情:论资排辈和委员会制奖励团队合作和忠诚,可以保证身居高位者经验丰富,鞭策数百名中层国会成员完成立法任务。现在,国会想用自上而下的命令和特别工作小组来取代层级制和中间人,基本以失败告终,如今它成了个体户和压力团体的集散地。

关门政治进行了改革。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国会委员会还经常关起门来,匿名对许多法案投票,只有最后的计票记录。联邦咨询委员会也可以私下密会。水门事件之后,这些做法都显得可疑,今天,几乎所有正式、非正式讨论都要公开。结果之一就是透明度更高,但另外一个结果就是,要想寻找空间进行微妙的谈判或坦诚的讨论就比较困难。

政党主导提名过程、国会论资排辈、闭门密谈、政治分肥,单独放在显微镜下看都令人讨厌。但将它们全盘推倒,你会发现事情完全乱了套。过去40多年美国政治改革一直朝去中间化方向迈进,助长了个人主义、原子化的政治模式:有候选人,有选民,但两者之间没有任何东西。

病毒登场了

这个十年之初,美国政治体系对抗外部攻击者和内部造反者的有机防御明显弱化,只等有合适的病毒出现。结果,病毒登场了。

2002年政治学家约翰·R·希宾和伊丽莎白·赛斯-莫尔斯揭示了病毒。他们调查发现,25%到40%的美国人在政府和政治如何运作的问题上观点严重扭曲,是“政治仇视者”。他们认为有争议的政治交换毫无必要、令人讨厌,认为明显的、常识性的解决方案唾手可得。这些方案没有出台,是因为政客腐败,或自私,或醉心于党派之争。

“政治仇视者”可能早就存在。然而,没有哪次病毒暴发可与这次相比,它从两大社会发展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病毒力”。一是反政治情绪急剧上升,特别是在右派阵营。据皮尤中心调查,从2007年到2016年初,声称更愿把票投给“局外人”的选民从15%增长到31%。另外一个发展是特朗普的出现。他是浓缩“政治仇视”情感,强化它,再将之注入大选政治的完美人物。他有太多金钱和自由媒体可以使用,没有政治记录需要辩护,没有政治债务或政党忠诚问题。

特朗普、桑德斯和克鲁兹有个共同点:都是政治上的反社会者。这并不是说他们是疯子,而是说他们并不关心其他政界人士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2016年大选四个最终入围者中,三个是政治上的反社会者,这是一个信号,表明美国政治的混乱综合征多么严重。

据新华社、中新社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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