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芙康
某天于某地,聚拢一堆人,讨论中国文学的市场。拜读与会者名单,好像本业都不经商。非生意人涉足经济话题,议程又安排得郑重其事,想必是合乎情理的。因在座诸位,都与文学有关,或是制造者,或是评论者,或是翻译者,或是品读者。所以,对文学产品销售的意见,无论深刻与浅薄,都说出了坦诚的声音。
有人认定,文化的输出应同步于国力的强盛。故而,第一,今天的中国文学,大步走向世界,已经水到渠成;第二,我们有自信,助推中国文学广布全球,藉以陶冶洋人的情操,提升其精神的境界。此一判断,显然不当,因文学的影响,不一定取决于经济的扩张。现成的例子,有加西亚·马尔克斯。无论是他出生的哥伦比亚,还是他中年之后移居的墨西哥,都似乎不具备高级的社会文明,更不拥有强劲的经济实力,但均未耽误马尔克斯以不可抵御的魅力,成为不少中国作家膜拜的大师。再看中国当代,倒回去一二十年,当贾平凹、池莉等零星佼佼者,以自己的文字,挣回真金白银的外钞时,我们这里,尚远未成为举足轻重的经济体。倒是大前年莫言诺奖到手,成了一个怪异的拐点,海外市场上,中国文学的整体造势,开始明显逊于以往。几个月前纽约书市的中国卖场,呈现出的风平浪静,未见得不是某类中国作品揭开面纱之后,海外读者产生“审丑”疲劳的客观体现。
2012年10月11日之前,中国文坛有一个超级的热门话题,有一股浓烈的内心渴望,有一种顽强的精神幻觉。众多志存高远的现作家、前作家、准作家如痴如醉地意淫诺贝尔文学奖,说过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话,做过不少令人匪夷所思的事。诸如,年复一年,总传出名角张三、李四获得诺奖提名,并煞有介事地与媒体互动;甚或有写家王五自揭谜底,本年笃定获奖,瑞典已来摄像,他正整装待发。这类聒噪,娱人悦己,可以大饱耳福,充作茶叙谈资。而莫言的获奖,一锤定音,给饱受诺奖焦虑症困扰的患者注射了有效镇静剂,令所有的蠢蠢欲动偃旗息鼓。
二十几年的岁月里,我在去过的一些国家,四处寻觅,也确曾于华人聚集区的书店、公共图书馆,喜出望外地发现过若干中国文学书刊。当问及销售量或借阅量,人家总会迟疑一下,然后客气地告诉你:“还行”。美国几位白人朋友酷爱阅读,我询问他们是否看过中国作家的英文译著,居然都能说出三五部书名。细问方知,这几本所谓纪实作品,主角皆系真人,内容则全为假事。我曾在多处书店,打听有无英文版的中国文学读物,无一不受到歉然摇头的礼遇。搜寻国外图书超市的茫茫书海,难见中国作品之舟摇曳的帆影,这不丢人,只叫人更加清醒。中国文学欲挤入国际市场,所有急功近利的手法都不管用。东方西方,亚洲非洲,各有各的生存习惯,各有各的思维逻辑,各有各的宗教境界,风马牛本不相及的彼此,有时接纳一下,远非融合,顶多因为猎奇。当然,泱泱华夏,文学走出去,最终会是必然的。但我们应有不设定时间表的耐性,应有佛家随缘的心态,应有润物细无声的从容,甚至,应有一点点阿Q式的淡定。
于是,但凡读到中国作家出访记中,讲述自己异域受到追捧,如何红得发紫、出尽风头,我往往会不由自主地生出悲悯之心。但念及这些人里,小说写手的拿手好戏本就是虚构,散文写手的不二法门本就是煽情,诗歌写手的祖传秘方本就是呻吟,所以,对他们完全入戏的述说,可以不信,但应深表同情。
莫言的获奖,奇妙地产生出一种制衡功效。比方,有些曾经津津乐道与诺奖有特殊渊源的人,如今一百八十度转弯,已怯于提到斯德哥尔摩这座美丽的城市,已羞于让自己牵扯上马悦然、葛浩文之类高贵的名字。这可能恰恰有利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幻觉可以消散了,心口可以平稳了,折腾可以消停了,写作可以专注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中国文学理性前行怀抱期待的人们,应该感谢莫言。
中国文学的市场在那里?一般作家不说了,著作等身的作家不说了,各种版本的“文学史”辟出专章弘扬的作家也不说了,只说莫言。他的市场在哪里?在中国。诺奖奖金的数额是可计数的,几本译著的版税是可计数的,而诺奖带给他国内的红利,种类之杂,力度之强,无论苦心经营修成正果,还是无心插柳歪打正着,都是难以计数的。
已成文坛标杆的莫言,其真实的市场行情温馨地告诫中国作家,万不可心猿意马,你们最靠得住的书刊市场,究竟在哪里?在中国。在宽敞的图书大厦中,在狭小的实体书店里,在网购的键盘间,在物流的路途上,在黄皮肤读者的书桌前或枕头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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