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遣春温上笔端：百年前的中国考古人

《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

□ 张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考古学在中国，诞生迄今不过百年，然而，曾经发生的一切就像掩埋在地下的文物，隐藏着无数的故事，召唤着有心人的发掘。

2011年秋，时任《生活》杂志副总编的张泉访问史语所，他策划过敦煌、台北故宫、营造学社等专题报道，这一次，他想重新审视史语所的使命、探索与贡献，以那一代学人的经历构筑民族想象和重建公共信仰。《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一书，由此而生。

史语所成立于1928年，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语言、考古和人类学。史语所的成立与其主导的以安阳发掘为代表的考古活动，成为了中国考古学的起点。

为什么说这是中国考古学的起点呢？中国文物研究传统是金石学，即器物类型定义和阐释，这是书斋文人的兴趣爱好，而近代考古学的生成却是西学入华的结果，为了与旧有的古物学传统划清界限，当时就有“锄头考古学”和“围椅考古学”的辩论。第一代中国考古人纷纷走出书斋，走向田野，中国考古学的基本概念、方法和理论都是在荒原上渐渐形成的。

西方考古学家曾经深刻地参与了中国考古学的形成过程。在史语所成立之前，包括安特生在内的22名外国人都是1922年成立的中国地质学会的成员，安特生还深度参与了周口店和仰韶遗址的发掘，安特生的论文《中国远古之文化》提出了“仰韶文化”的概念，确认它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而安特生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引起了中国学人的争议，此后由李济和董作宾主导的安阳发掘，成功地推翻了安特生的论调，证明了中国文化的本土性。

刚刚萌芽的中国考古学，在一团迷雾中慢慢前行，需克服、解决很多问题，学人们的认识也需不断提高。比如，殷墟发掘，董作宾主攻甲骨文，李济负责研究出土文物，有一次，董作宾发现了人类的头骨，感觉这是对死者的冒犯，于是就把它们重新掩埋起来。而在李济看来，一堆枯骨、一片破陶、一块木炭，都是珍贵的原始资料。

中国考古学面临着观念的碰撞。在中国的大地上，没有几个人懂考古学是个啥。人们视之为盗墓、破坏风水，挖到了啥宝贝？要分一杯羹。随身携带死人骨头，古里古怪的，肯定有问题。考古学家受到各方的干涉，有时考古现场遭到破坏，有时人身安全也有威胁，交通意外、坍塌事故、匪寇抢劫、日军行凶，先后夺去了翁文灏、丁文江、赵亚、傅徽第等人的生命，随后政局变动、战火纷飞，更加凶险地吞噬着他们的生命、健康和学术成果，行路难、难行路，“北京人”头骨杳无踪影，如陈寅恪手稿化为灰烬的事件更是家常便饭，在凄风苦雨、硝烟弥漫的环境里，他们砥砺前行，矢志不渝。

除了史语所，这部作品还讲述了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国营造学社等各位先生的故事。王国维、赵元任、傅斯年、陈寅恪、梁思成……考古是一门复杂的学科，除了田野考察，还需要语言、历史、艺术等多门学科的支撑与多向的交流。这些学者在工作中树立了高标准的科学品德，建立了系统化的研究方法，逆流而上，于乱世中求学问。这是一个时代的传说、一组群像的丰碑，鸡鸣不已，弦歌不绝。

钱穆先生曾有言，研究国史者，必怀一份敬意与温情。阅读张泉这部作品，我也总是会想起鲁迅先生的诗句“敢遣春温上笔端”。张泉书写他们的抉择与命运。风雨飘摇，国事殆危，他们努力把握着自己的人生方向，继续为中国建立科学的学术事业奉献自己一腔纯挚的热忱。对于历史劲流里这些知识分子的书写，作者构建了一个有温度的历史空间，让我们看到，百年之前，曾经有这样一群人，不计代价地、执着地在做学问，用自己的骨肉心血奠定了一门学科的基础。

长衫裹灰尘，白霜染发鬓。荒野上播撒的种子，已经茁壮成了大树，穿过荒原的风，依然在流传着他们的故事。中国考古，考古中国，有些历史不能被遗忘。（文/林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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