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独步于世的蔡襄（一）

《蔡襄自书诗》卷。北宋蔡襄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蔡襄像

□祝勇

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秋，蔡襄把十二年前“李宸妃墓铭”的陈年旧账翻出来，上疏弹劾宰相晏殊。李宸妃是宋真宗的妃子、宋仁宗的亲妈，但宋仁宗直到青春期当上皇帝，都不知道自己的亲妈是李宸妃，而是一直把宋真宗的第三位皇后——刘皇后当作自己的亲妈。宋代宫廷史中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早就被写成了小说，收进了清代光绪年间北京文雅斋书坊木版刻本《三侠五义》一书中。

真实历史中的“狸猫换太子”

读中学时，笔者总是放下枯涩冷血的教科书，去父亲的书柜里搜寻那些有温度的书。在我眼里，关于历史的书，就应该是有温度的书，不管它们是正史，还是小说。翻开《三侠五义》，第一回就是：

设阴谋临产换太子

奋侠义替死救皇娘

这一下子就把笔者带进了这段历史，躲都躲不开。后来有人把它改编成京剧，名为《狸猫换太子》，把这段历史又演绎了一遍。

现在，时隔三十多年，笔者再度翻开那本清代石玉昆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辽宁人民出版社重印的《三侠五义》，微黄的纸页，把笔者带回了恍惚的少年时光，也带进了宋仁宗的少年时光。小说中写，刘妃与李妃同时怀孕，宋真宗于是允诺，谁先生下皇子，谁就被立为正宫。由此，二妃之间展开了一场“生产竞赛”，看谁先生下皇子，并能被立为太子。刘妃心狠手毒，设计陷害李妃，这场竞赛也演变成了一场不公平竞争。李妃产子在先，刘妃就派人把她的儿子偷偷抱走，换上一只被剥了皮的狸猫。宋真宗闻之变色，认为李妃生下妖孽，把李妃打入冷宫。而刘妃生下皇子后，则被立为正宫。没想到刘妃生的皇子活到六岁就夭折了，李妃生的皇子则被八千岁救下，抚养成人，后来在包拯的帮助下，与双目失明的生母李妃相认，并最终继承了大统，就是宋仁宗。

历史的真实与小说相去不远，只是那只狸猫并不存在，刘妃（那时已被册立为皇后）派人偷走了李妃生的皇子却是千真万确。刘皇后侵吞了别人的劳动成果，冒充皇子的亲娘，把孩子养大，自己则当上了皇后，后来又当上了太后，而真正的生母李妃，则在宫中度过了凄清的一生，在四十六岁上，含悲去世了。

宋仁宗曾对刘太后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依赖，但她却是谋害自己生母的罪魁祸首。刘太后死时，他还哭了好几天，没想到哭错了妈，这着实让宋仁宗的“三观”经历了不小的震荡。这世界上的善与恶、是与非，往往不像它表现的那样泾渭分明，一眼可辨。这让他走向怀疑论，对自己、对身边人、对世界都充满怀疑，变得瞻前顾后，优柔寡断，多疑善变，没准主意。曾巩说他：“宽仁慈恕，虚心纳谏，慎注措，谨规矩”；蔡襄更直接说：“宽仁而不能决断”。

宋仁宗是宋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长达四十二年的在位时间，让这种游移不定的性格有了充分的施展机会，也使王朝政治呈现出“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效果。仅他一生所用年号，就更换了许多次，有天圣、明道、景祐、宝元、康定、庆历、皇祐、至和、嘉祐等，应该是宋代年号最多的皇帝。朝廷的大小官员们被这些变幻不定的年号裹挟着，经历着颠簸不定的命运。

入知谏院上疏弹劾老师

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秋，蔡襄把十二年前“李宸妃墓铭”的陈年旧账翻出来，上疏弹劾宰相晏殊。

说起来蔡襄还是晏殊的门生，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蔡襄参加“高考”，主考官就是“知礼部贡举”的晏殊。那一届考生中，包括蔡襄、欧阳修、张先在内的二百四十九人并赐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只差一人就二百五了。这二百四十九人中，晏殊最看好的就是蔡襄和欧阳修。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吕夷简被罢相。拜集贤殿大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的晏殊升任宰相，很快提拔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蔡襄、欧阳修入知谏院担任谏官，同任谏官的，还有王素、余靖二人，史称“庆历四谏”。

欧阳修、王素、余靖入知谏院，蔡襄兴奋之余，写诗曰：

御笔新除三谏官，喧然朝野竞相欢。当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难。必有谟猷裨帝右，直须风采动朝端。世间万事俱尘土，留取功名久远看。宋代开国之初，立志打造一个文治国家。重用文官，节制武将，这是建朝伊始就做出的制度设计，但是宰相专权咋办？宋仁宗的对策是，提高谏官的地位，对宰相进行制衡，知谏院、御史台，并称“台谏”。在宋代历史中，谏官扮演着重要角色，司马光说：“至于台谏之官，天子耳目，所以规朝政之阙失，纠大臣之专恣。”宋代注重文治的重要特点，就在于文人有自由表达意见的空间，而宋仁宗游移不定、缺乏决断力的个性，更加成就了谏官们的伶牙俐齿，给了他们一展身手的机会。像包拯、司马光、欧阳修、范仲淹等都做过谏官。宋仁宗时代，被称为谏官的黄金时代。

仁宗朝文化大家灿若繁星

这个时代，文化大师辈出，正有赖于这样的自由氛围。他们的个人生涯固然起起落落、坎坎坷坷，几乎没有一个顺顺当当的，却形成前所未有的文化群体，彼此咬合交错，编织成一个庞大的文化网络，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无比强大的朋友圈。

在这一时期脱颖而出的文学家有张先、柳永、范仲淹、晏殊、司马光、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黄庭坚、晏几道等，“唐宋八大家”中宋朝的六位，全部在仁宗朝闪亮登场；画家有燕文贵、许道宁、赵昌、文同、郭熙、苏轼、米芾、王诜等；思想家有张载、邵雍、周敦颐、程颐、程颢等；书法家就不说了，他们全都是。

他们几乎人人是官员，个个是领导，甚至不乏中央领导，但不查《宋史》，有谁记得住那些复杂的官名呢？时间隐匿了他们的身份，只剩下文化的光环，亘古常新。时至今日，我们记住的，是他们的绘画书法、诗词文章。像“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晏殊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范仲淹的；“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这是苏东坡的。从个人到国家到宇宙天地，都没逃出他们表述的文字。那段时光，是千古文人最傲然的时期。他们思想与才华的集中迸放，构成了令我们后人引以为傲的传统。

宋仁宗执政的那四十二年，是文化浓度极高的四十二年，似乎空气中都弥散着诗的味道。那才是真正的“人类群星闪耀时”，那时的“人类群星”基本上集中在中国的北宋，而且大部分挤在汴京、洛阳这两座城里。苏东坡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直至今日，还有许多人想到11世纪的这两座大城市旅旅游。

笔者很羡慕宋仁宗，因为他的世界里有着这么多的大师；笔者也很可怜宋仁宗，因为九百多年后，当年他手下的这班人马都比他的名气大，几乎任何一个人的光芒都可以轻而易举地遮住帝王的光芒。

回到历史的情境中，他们每一个人还是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干活，去扮演好自己的历史角色。这些文人墨客，在本职岗位上都干得有模有样。现在分析起来，身为宰相的晏殊把蔡襄、欧阳修安排到知谏院的岗位上，不排除安插亲信的可能性。有亲友团主持知谏院，自己工作起来就不会束手束脚，但谏官的工作性质，就是对行政工作进行监督，提意见，舍得一身剐，把不称职的官员（哪怕是宰相）拉下马。所以蔡襄、欧阳修和他们的老师晏殊之间的矛盾，是不同职务间的矛盾，他们脑袋被屁股决定着，他们的矛盾是结构性的，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对此，明代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台谏在事，遇大奸居位，即奋笔而弹，不避亲嫌。”假若谏官见了亲人、老师就心慈手软，怎么去做一个合格的谏官呢？换作亚里士多德对他的老师柏拉图说过的话，即：“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关于谏官的职责，欧阳修曾在给范仲淹的信中说：“坐乎朝廷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于殿阶之下与天子相可否者，谏官也”。他还把谏官和宰相相提并论：“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但谏官是一个得罪人的岗位，也是一项高风险职业，因此蔡襄对皇帝说“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劝说皇帝要有勇气听谏，有决心用谏，千万别拿窝头不当干粮。

《故宫的书法风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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