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邻”何大爷

村组长的作者与何大爷拉家常。

□徐家红

喜欢忙碌之余看看书报杂志，又因我家的民宿开在特别安静的小巷子里，每天来来往往的人很少。我在看书喝茶的时候，抬头见得最多的人就是何大爷了。他常年穿一件看不出颜色的中山服，花白的头发油腻腻的，嘴里叼着叶子烟，烟杆是竹子做的，瘦削的脸看不出喜乐，精神却蛮好。他从左边往右边走的时候一般是空着手，从右边往左边走的时候，手里总会拿着东西，有时是几个纸箱，有时候是几个袋子，袋子里面装着快餐盒或啤酒瓶。

何大爷住我家隔壁，40年前我们的老房子都在一个院子。他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一个比我大两岁，一个比我大一岁，和我是同班同学。那时我叫他何叔，叫他老婆张姨。我常常用我家的蛋炒饭去换他们家的红薯稀饭吃，他们家人多，红薯煮得多，饭很甜。

2013年我当选为我们村组的组长，最大的任务就是城中村改造。组上200多人，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意见不统一，工作很难做。没有人敢站出来明确地帮助我，他们都私下给我说这样那样的话，却在人前讳言如虎。怀着忐忑的心情，我找到74岁的何大爷，希望他能在改造期间无偿地维护永乐街的清洁工作，他爽快地答应了。

因为要拆掉几千平方米的违建，一些人对我意见很大，总是给我找麻烦。他们还把怨气发到何大爷身上，不让他帮组上干活。我很担心何大爷撂挑子不干了，和他聊天时，我叫他不要听别人的小话。他却说：“我不怕，我是在为大家做好事，我不怕他们骂，做坏事的才怕人骂。”简单却掷地有声的话语，让我一下子如醍醐灌顶，读了那么多书，还不如一个只读了两年私塾的老农民。

顶着各种压力，城中村改造好了，村民们都高兴极了，各种意见一下子都变成了夸奖的话。因为改建后的城中村有路灯、有花园、有健身场所，而且每家人的房子都特别好出租，还有人来租我家房子开茶楼。何大爷也高兴，人多了，热闹了，他捡废品卖的机会也多了。后来租我家房开茶楼的老板生意不好，不租了，我回来开民宿，何大爷可开心了。我们每天的垃圾他都不让丢垃圾桶，总是他先挑，能够卖的他拿去卖，卖不掉的他再拿去指定的地方处理。

何大爷每天喜欢围着几个垃圾桶转悠。他常常含着烟杆从我家左边出门，对我说，你看我出门把这支烟抽完，回来就会捡到东西。半小时左右，他就会从右边或拖或提、得意洋洋、动静很大地捣腾一些东西，反正绝不是空手回来的。有时候他看见别的捡破烂的人，会睥睨着对方的收获，一句话不说，但我知道他是在心里暗暗较量。

有时候我想坐在围墙下看会儿书，何大爷的收音机就一定会放大戏，声音大得比课间休息的教室还吵。这时我就不能去和他理论，他因为耳朵不好使，说啥都像在吵架，我想他肯定是也想和我PK，意思是他也是有雅好的人。

我经常在心里赞叹他与破烂斗、与人斗、与时间斗，活得比那些成天坐麻将室的人精彩。但每次卫生大检查他又使我很头疼，因为捡破烂容易弄脏环境。我又觉得有他做我的邻居很幸福，因为他用他的所作所为时刻警醒着我，余生还很长，要好好谋划自己的日子，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工作不分高低贵贱，每天有收获，也不枉白活在这世上。

有一次我问他，你一个月2000多元，吃饭又不花钱，为什么天天那么辛苦去捡废品啊？他说辛苦什么啊？人活着不干活光吃干饭有什么意思呢？像猪吗？人活一天就要干活，要对得起自己吃的饭。我说你隔几天就卖那么多废品，钱怎么花得完啊？他说我的钱要留给娃娃些，他们哪个有困难需要帮助我就给哪个。

何大爷难得穿一次干净的衣服，除了走亲戚就是去银行。有一次他拿着存折本对我说，我今天又去存钱了，我的钱都是我老婆管着的。存折本放在一个有透明内层的笔记本里，已经去世20多年的张姨的照片，干干净净地放在里面。

希望我们每个人老了之后，还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为之努力，希望我们那时都还可以爱人并且渴望被爱，希望我们一直都与这个世界彼此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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