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烈与酷吏：两面巡抚朱国治

云南巡抚朱国治画像。

尚可喜画像。

□ 向敬之

康熙继皇帝位后，随着鳌拜被“绊倒”，四辅臣势力式微，以平西王吴三桂为首的江南三大藩王割据一方，拥兵自重，日见跋扈。他们积极向朝廷要钱、要权，要这样那样的封赏，在各自的辖区里建造着独立王国。

三藩做大做强，让十多岁的康熙帝感到了新的危机。

是否撤藩引发激烈争论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给康熙皇帝送来一份报告，他向康熙请求辞职，希望归老辽东，这是尚可喜的第十一次请辞。他要离休，却要世袭罔替，安排其长子、俺答公尚之信镇守广东。

尚之信是一个“极端分子”，亦是一赳赳武夫。《尚氏宗谱》说他“生而神勇，嗜酒不拘细行。临阵遇危，瞋目一呼，千人俱废，故终身无劲敌”。他早年奉父命在顺治帝身边服务，甚得顺治赏识。但他与康熙若即若离地相处了十年，对少年老成的康熙皇帝并不友好。

康熙对尚之信是熟悉的，知道他不好掌控，于是决定借尚可喜的请辞为由，裁撤三藩，解决尾大不掉的藩镇问题。即便前摄政睿亲王多尔衮代表顺治帝，承诺吴三桂等“封以故土，晋以藩王……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河山之永矣”（《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癸酉），但砥定山河的康熙在解决了南明问题后，已不再需要继续同吴三桂们讲政治合作的条件。

吴三桂和靖南王耿精忠虽远在京城的千里之外，但亦能及时收到朝廷方面的消息，于是也摆出请辞的姿态，试探康熙的最后底线。

康熙帝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旗帜鲜明、有指向性地提出议题——撤藩。中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图海、康熙帝师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熊赐履，以及最有权势的保和殿大学士索额图，皆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们的态度很明确：裁撤会引发激变。君臣之间因而陷入僵持。

其实，康熙并非一意孤行，他也有支持者，即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和刑部尚书莫洛。米思翰和明珠等提议：将三藩全部撤去，并将他们移至山海关外，调虎离山。

而反对者强调，即便要撤藩，也必须有保留，留吴三桂继续镇守云贵。

第一次内阁扩大会议以激烈的争论而结束。

巡抚成平定"三藩之乱"忠烈

此时，云南巡抚朱国治弹劾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势力坐大，恐有异心。与此同时，吴三桂也举报朱国治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谁是谁非？在康熙帝的朝堂上，以索额图为首的权贵大臣，为了不惹吴三桂引发兵变，要求严惩朱国治。

康熙下旨，朱国治披枷进京。康熙欲杀朱国治，但说并非因其诬陷吴三桂，而是为给国家争取两年稳定时间，以后定当给朱国治昭雪，子孙受封。之后，康熙却又下令释枷，并下旨加官重任朱国治，让他重返云南，继续牵制和监视吴三桂。

朱国治原为江苏巡抚，于康熙元年（1662年）因丁父忧不报告擅自回家守孝，被部议擅离职守之罪革职。康熙帝亲政后，下诏起用朱国治，补云南巡抚。

此次康熙让朱国治重返云南，朱国治于是提着脑袋赴命滇地，做康熙帝筹划撤藩大业的探路石。

鳌拜死后，少年老成的康熙帝威权自专，让千里之外的吴三桂似乎闻到了少年天子的撤藩气息。于是，吴三桂与老部下重新部署计划，一边大肆向朝廷要这要那，一边网罗亡命之徒操练。

康熙十二年七月，康熙批准了平南王尚可喜第十一次提交的归养辽东的辞职报告，发出震惊朝野的移藩最高指示后，吴三桂也装模作样地请求移藩锦州，以探康熙帝的反应。

吴三桂原以为朝廷会忌惮他手握重兵，进行慰留，哪知康熙帝初生牛犊不怕虎，派人加急送来撤藩令。康熙认为吴三桂之子、和硕额驸吴应熊是控制在京城的质子，且已与建宁公主生子，料想吴三桂会因子孙投鼠忌器。并且，吴应熊也向康熙表明了“终守臣节，保全禄位”的态度。

当然，康熙帝明白“三桂蓄异志久，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清史稿·吴三桂传》），派礼部左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傅达礼等为钦差前往云南，给吴三桂带来一份手诏：“王其率所属官兵，趣装北上，慰朕眷注，庶几旦夕觏止，君臣偕乐，永保无疆之休”，并强调“王到日，即有宁宇，无以为念！”（《清圣祖实录》卷四十三，康熙十二年八月辛酉）这是康熙帝警示吴三桂：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

钦差会同吴三桂及云贵总督、云南巡抚等议商布置官兵防地、撤兵起行等事务，约定：十一月二十四日正式移藩北上。朱国治对吴的配合很满意，于是请示皇帝在驿道上增设驿堡，调拨人员马匹，全力以赴地送“瘟神”。

但“瘟神”却不是那么好送的。吴三桂不甘心由威震一方的平西王和坐拥重兵的大将军，变成任人宰割的富家翁，决意铤而走险，表面上安排家人热热闹闹、匆匆忙忙地打包行李、财宝装箱，暗地里派心腹大将胡国柱、夏国相、马宝等，迅速带人马扼守关隘。

开启战端，要师出有名，所以吴三桂命人准备檄文，自称“原镇守山海关总兵官、今奉旨总统天下水陆大师、兴明讨虏大将军吴”。他所奉的旨来自伪造的“明三太子”，而他屈节臣服了三十年的清朝皇帝成了他如今发兵讨伐的“虏”。

吴三桂前次降清，已让同胞唾骂，而今降而复叛，他则表示悔悟。于是，吴三桂在起兵前三日，约请巡抚朱国治、按察使李兴元、知府高显辰、同知刘昆到王府喝茶。

吴三桂要走了，朱国治等虽很紧张，但王爷有请，自然不敢怠慢。

但吴三桂的茶不好喝——他不想走了，而要朱国治们跟着他一起造反，说只要朱大人等识时务，成功后可封王拜相。

这些官员虽都是汉人，但不想做反复小人，也不想背主叛国。朱国治于是当场大骂吴三桂是一个降后复叛的乱臣贼子。朱国治之骂，戳痛了吴三桂的心窝子，因而被“开膛示众”（《研堂见闻杂记》），死于吴三桂刀下。

康熙帝在平定三藩后，特下谕说：“朱国治当逆贼吴三桂反叛之初，抗不从逆，遂被杀害。捐躯殉难，深为可悯！”并兑现荫其子的承诺。后来，雍正帝将朱国治入祀昭忠祠。《清史稿》也把他列入“忠义传”中。

是康熙忠臣也是害民酷吏

吴三桂反叛，拿朱国治祭旗，使朱国治成为气节浩然、慷慨赴死的忠烈人物。

然而，顺治十六年（1659年），贡生出身的朱国治，从大理寺卿的位置被外调江宁（今南京江宁区）任江苏巡抚，其虽有弹劾、罢免庸劣累民的布政使陈培正的治绩，却也在江苏干过两起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影响极坏的害民大案。

一起是著名的江南奏销案，另一起是将著名才子金圣叹等斩首的哭庙案。

朱国治在任搜刮无度，人称“朱白地”，是一个有辱斯文、不折不扣的酷吏。《清史列传·朱国治传》记载：顺治十八年，朱国治疏言“苏、松、常、镇四府钱粮，抗欠者多。因分别造册，绅士一万三千五百余人，衙役二百四十人，请敕部察议”。他举报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并溧阳一县的官绅士子抗粮的很多，建议朝廷将欠粮者不问官做得多大，不分粮欠得多少，在籍缙绅一律按名黜革，现任官概行降两级调用；秀才、举人、进士凡未完钱粮者皆革去功名出身。

其时，有一探花仅欠银一钱就被罢黜，吴伟业、徐乾学、徐元文等名士也几乎全部被罗织在内，一时“士籍学校为之一空”。

奏销案还未了结，顺治帝驾崩。苏州吴县正在发生抗粮哭庙事件，秀才们为声讨县令任维初贪酷，组织了一次请愿，跑到文庙先圣牌位前痛哭，发泄怨恨与牢骚。

秀才们哭庙之际，正值哀诏到达苏州，府衙设灵举哀痛哭三日。秀才们的举动被认为触犯了顺治帝的灵位，犯下了大不敬之罪，朱国治下令，将请愿哭庙的诸生拘捕，送到江宁会审，严刑拷问，“拟不分首从斩决，妻子财产入官”（《清朝野史大观·金圣叹小传》）。

金圣叹作为哭庙文的起草人，被朱国治定为首犯，冠以“摇动人心倡乱，殊于国法”之罪，被判死罪，在南京三山街执刑。

此案惨烈至极！《清朝野史大观·金圣叹小传》记载：“同死者十八人。呜呼！专制国官吏之淫威，文网之严密，文人苟非韬晦自全，鲜有不遭杀身之惨祸者，况放诞不羁之金圣叹哉！”

《研堂见闻杂记》更是将奏销案和哭庙案联系在一起，揭露行凶作恶者“抚臣朱国治既以钱粮兴大狱，又杀吴郡诸生一二十人，知外人怨之入骨，适以丁忧罢”。

嚣张的朱大人心虚，也怕报复，便以其父亡故，按儒家礼教观念应回家守孝为由提交报告，请求丁忧。孰知他投效清廷被列入汉军正黄旗，而旗下者有不丁忧的规定，“守丧二十七日，即出视事”。他提交报告要延长守孝期限，朝议许其终制，另任韩世琦接替。韩氏还未到任，朱国治担心民众闹事揪住他不放，即仓促离职，轻舟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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