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通德性文明与现代伦理

川军新作

——评马平长篇小说《塞影记》

马平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塞影记》，讲述了一座“塞”和一个“人”一百年的故事。这一百年恰好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百年。小说通过翻转历史叙述，以世道见人心，实现了文学观念与小说写法的突破与创新。其所塑造的“天民”形象，不仅是小说对相关历史领域书写的独特贡献，更重要的是，它融通了儒家的德性文明与现代伦理，接通了历史与现实。

鸿祯塞奠基于1911年，即辛亥革命那年，而这一年意味着中国正式拉开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大幕，随后被推向快速现代化的进程。碰巧，小说的主人公雷高汉也出生在那一年。这绝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作家的“刻意安排”。通过这种“刻意安排”，小说一方面重构了中国获取“现代性”的历史，一方面又在不动声色中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鸿祯塞与雷高汉，分别喻示着百年中国现代化运动中，尤其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历史”与“个人”。作为“历史”象征的鸿祯塞，集两种功能于一身，对外是防御工事，对内是包家饮食起居的住所。作为“防御工事”，在尔后百年中国，特别是在20世纪上半叶，可谓恰逢其时，理应大显身手。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以及战乱中横行乡村中国的匪祸，都使包企鹤修建鸿祯塞的决定，显得特别“英明”。但接下去的阅读，却使我们的这一期待完全落空，鸿祯塞没有一次真正意义的“对外防御”，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摆设”。它似乎只是作为历史巨大的背影矗立在那里，雁过无影，白云幽幽。《塞影记》就此走上了一条与传统“史诗”不同的道路，它并不借助固有历史理性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推动故事的展开，铺陈人物的命运，叙述出一个“历史的必然”。

“正史”的门缝露出了“生活史”的真容。鸿祯塞作为“饮食起居住所”的一面被兜底敞开，包括它鲜为人知的“暗道”。鸿祯塞防住了“外盗”却没能防住“家贼”：一个“偷情”的故事，串连起雷高汉人生的百年，也串连起小说虚构中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百年。浸泡在“情”和“泪”中的叙述，在这里发生了翻转，“历史”褪去了惯常的光影，蜕变为由“人心”构筑的“世道”。这一“翻转”和“蜕变”，将历史舞台的中心让渡给了“边缘人”：一进鸿祯塞便入“暗道”的孤儿雷高汉和一群曾经面孔模糊沉默不语的卑微女性——养在深闺命运不能自主的小姐包松月、戏子梅云娥、丫头丁翠香和在新的历史时期成为普通农民的太太虞婉芬等。这些女性，先后进入雷高汉的人生，她们与周遭的人群及其关系，为雷高汉营构了一个别样的“世道”。“世道难于剑”，雷高汉小心翼翼地行走在这世道的刀刃上，“人心”便被一层一层地揭开，现出它的底子和真相；“世道如弈棋”，而博弈如戏，雷高汉在一场场猝不及防的“苦戏”中，决不“戏弄”人生，以自己“人心”虽然同样“卑微”却“尖锐”的亮光，照彻了周遭世界、百年历史及人物的内心，也照进了现实。当卑微沉默的一群，包括上面没有提到的雷长生、丁继业、王庆兰、柳鸣凤、罗红玉、庄瑞贞、杨二武、包万长、乔桂花等，还有那对未曾露面的叫花子夫妇，一一浮出历史地表，成为“历史主体”的时候，《塞影记》就彻底打开了长期蛰伏在“正史”下面的“暗道”，还现代百年中国一部“风情史”“人心史”。而这恰恰是“现代性”写作的真谛。

《塞影记》塑造了雷高汉这一“天民”形象，这无疑是对百年现代中国史书写的一个独特的文学贡献。“天民”概念取自孟子。在亚圣看来，人人皆是“天”的“子民”，天生具有“善根”。而雷高汉身上显然有着坚如磐石的“善根”。面对一出出接踵而至的苦戏，雷高汉内心的善良，作为光源，犹如日出，一层一层、一圈一圈，被越来越强烈地激发出来，犹如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塞影记》是以人性之常，写百年之变。更恰当的说法是，以百年之变凸显了人性之善，以沧桑“世道”写出了善良“人心”。

雷高汉这个“天民”形象，显然不属于他所处的时代，但又深处于这个时代的中心。从八岁开始的一百年，雷高汉跨越多个历史阶段，经历不同的社会形态，从流浪儿到富农分子再到五保户，沉浮于不同的阶层之间，他一生坎坷，但仅凭天性的善良，就征服了整整一个时代。

《塞影记》这部长篇小说通过翻转历史叙述，塑造出雷高汉这个“天民”形象，敏锐而深刻地触及并回答了重大的时代问题：儒家文明本身就是现代文明和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天民”不仅通“天”，而且可以通“天下”，德性文明完全可以转换为普遍的现代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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