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发机构不能“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

小伙李诚（化名）花了2万余元，在广州倍生医疗做了植发手术，从后脑勺取毛囊并移植了4500个单位。11个月后，他发现自己头顶发量依然稀疏。李诚将植发机构告上法院，却因为无机构鉴定毛囊存活率而败诉。

李诚的遭遇，是植发市场乱象的一个缩影。最近几年，植发成为一个大热行业，类似“相亲失败？形象欠佳？你离成功就差一个发际线！”“上午植发，下午上班”“一次植发，终身受益”的广告语随处可见，吸引着许多为容貌焦虑、试图拯救发际线的年轻职场人士和在校学生。

李诚的经历，道出了植发行业一个“公开的秘密”：植发手术的实际效果，缺乏专业的鉴定机构和评估标准。据报道，植发前，李诚和倍生医疗签了协议，后者保证“移植毛囊的存活率不低于95%”。也就是说，植发手术是否成功，本是有双方都认可的明确的标准的。

但问题是，当李诚对植发效果质疑时，却找不到第三方机构做鉴定，而倍生医疗又以“对比照片显示效果好”“纠结毛囊存活率的意义不大”为由辩解。这样，植发效果如何，完全成了由植发机构自己说了算，消费者维权举证艰难。

仅靠对比照片，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有些植发机构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发布客户植发前后的对比照揽客，但这种对比照很有可能是“照骗”，通过P图等手段夸大效果，误导消费者。而李诚的案例则表明，就算是亲身经历的手术，通过照片查验效果，结论也会是各说各话：消费者认为效果不好，植发机构认为达到了预期。

成立专业权威的鉴定机构，建立明确的评估标准，对植发行业来说势在必行。如此，才能厘清植发领域各方的权责，为消费者维权撑腰。

2020年4月，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美容综合监管执法工作的通知》，针对医师执业资格、医疗器械管理、医美广告发布等突出问题，提出行业先行自律，政府加强监管，并推动全社会形成举报监督机制。对照此规定，成立专业鉴定机构和建立评估标准，不妨行业自身先行试水，在条件成熟后纳入监管，形成强有力的管理和约束机制。

要说明的是，推动全社会形成举报监督机制，离不开监管和司法对个案的认真对待。在目前形势下，植发纠纷中的消费者显然处于维权弱势地位。在此情形下，如何依法保障消费者正当权益、如何适度降低他们的维权门槛等，都需要有人性化的考虑和处置。

花几万元植发，效果到底怎样，不能让植发机构拥有独家解释权，“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要遏制植发机构利用信息不对称收割消费者，监管必须拿出更多举措，包括尽快设定行业准入门槛、制定行业标准、完善鉴定等救济机制。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植发机构，要拿出治理的铁腕，使其付出代价。唯有制度规范、监管到位，植发市场的乱象才能根除。(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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