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眼”中的藁城村医

3月14日，村医曾子灵向记者展示乡村医生执业证书。用了十年的老药箱，永远备着几种急救药。韩家洼村乡村医生刘保堂。2021年3月13日，河北藁城区小果庄村附近，乡村医务工作人员的巡视仍为常态。B02-B03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巍

乡村医生是农村居民健康的守护者。今年初，农村地区一度接连暴发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此前疫情止步乡野的防疫格局，基层疫情防控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那么，在疫情平息之后，农村防疫到底有哪些短板待补？乡村医生在这次农村防疫战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河北藁城农村地区作为本次石家庄新冠疫情的“风暴眼”，解封之后，新京报记者重访当地，了解乡村医生在这次农村疫情防控中的付出与思考。

2021年3月8日，藁城解封了。

经历了60多天的封闭之后，这个2021年石家庄地区新冠疫情的暴发地，迅速平静了下来。到3月中旬，除了最初发现确诊患者的小果庄村等，藁城周边的村子，也次第解封。村里忙碌的村医们，终于有时间休息了。

抗疫

村医带着女儿一起做了志愿者

3月15日，藁城韩家洼村，村医刘保堂坐在卫生室里，一整个下午都没有上门看病的人，刘保堂说，这是好事，说明乡亲们都没有生病、平平安安。

刘保堂一家世代行医，从爷爷那一辈起，开始针灸行医；到父亲这一代时，父亲在村里的保健站做赤脚医生，大伯是部队上的军医，二伯在乡镇卫生院担任院长。受家里长辈的熏陶，刘保堂从小接触医务工作，长大后，也真正爱上了医生这个职业，从石家庄卫校毕业后，刘保堂回到村里开始做乡村医生，至今从医30年。

30年来，从出诊到负责乡村公卫服务，刘保堂的工作内容多了很多，也越来越忙。但刘保堂确定，自己从来没有像年初这么忙过。

2020年，新冠疫情第一次暴发的时候，武汉封城，刘保堂感受并不深，除了工作中多了一些防疫宣传、封村协助、环境消杀的内容，再注意一下发热、咳嗽的患者之外，疫情离这个河北藁城的小村子似乎很远。

紧张是突然开始的，2021年1月2日，小果庄村公布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信息。1月5日，韩家洼就封村了。

韩家洼距离小果庄村只有18公里，等于就在身边。刘保堂回忆，封村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村里在过大集，集市上的商贩还没散场，11点多，封村的消息就来了，集市原地解散，村口封堵。为了提高村民的认识，刘保堂还要反复在村民的微信群里发送新冠病毒防护常识等信息。

核酸检测随后开始。韩家洼村有3000多常住居民，上级医院来的医生忙不过来，刘保堂和上高中的女儿一起参与了村志愿者工作，协助检测。第一次检测时，村里一早就接来了医护人员，但由于缺少经验，进度很慢，在志愿者的协助下，医护人员一直检测到傍晚，等到录入所有村民信息后，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

封闭期间，藁城这里的乡村做了10多次核酸检测，对刘保堂和所有医护人员来说，每次都是个不小的工程。后来，村委会还为他们父女俩颁发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志愿工作荣誉证书。

南营村距离韩家洼村近30公里，村卫生室的乡村医生承担着类似的防疫工作，辅助医疗团队开展核酸检测工作、卡口站岗执勤、在喇叭上宣传防疫知识、帮村民买药送上门等。“在疫情期间，村里严格防控，按照上级的要求采取相应措施，封村、封户，村民需居家隔离，不得随意走动。”南营村卫生室乡村医生邓志峰告诉记者，藁城解封后，南营村的生产生活也随之恢复正常。

不过，现在村民进村卫生室必须戴口罩，前来问诊，最好提前预约。

现状

老病号买药多了道手续

3月12日，解封的第5天，南营中心卫生院门口两名值班医护人员，仍旧要通过一条小彩旗给进出卫生院的人员放行，小彩旗当栏杆用。

半张纸打印的《社区（农村）疫情排查现场流行病学询问表》，成为鉴定患者进入卫生院的“通行证”。

“有没有发烧、干咳、咽痛、味觉减退、腹泻等症状？有没有到过增村镇，或接触过村里的确诊患者、隔离人员？”增村镇是疫情暴发点，工作人员告诉人们，和那里有接触的，都不能进入卫生院，要到藁城中医院或人民医院就诊。没有接触史的，在填表、测体温后，方可进入就诊。

南营卫生院医护人员告诉记者，疫情期间，卫生院的30多名医护人员吃住在卫生院，都没回家，有的医生孩子小，直接带到卫生院住。解封后，医生们才回家，但卫生院里24小时有医生值班。

记者走访了藁城区廉州镇卫生院、兴安中心卫生院等，在入院的门口都设置了专门的值班人员，对前往医院的人员进行测温、扫码进出等。

在廉州镇卫生院的诊疗室，有一些来自周边的村民正在输液。“疫情期间，村里的卫生室都关门了，现在有发烧、咳嗽的在村里、镇里都不能看。”

北尚庄村马小芬（化名）今年75岁，因腰部不适，儿媳妇陪她到廉州镇卫生院输液。“我们村离卫生院近，骑电动车十多分钟就到了，超过200元还能报销，看病比较方便。”

但也有变得麻烦的事情，韩家洼村的村民刘春山，最近因为买药多了道手续犯了难。

刘春山今年73岁，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十多年靠药物维持。“肺宝片”是他离不开的药品，以往他就在村里的药店买，但这次等了好几天，药店都没药。终于等到药店进药了，却仍不能买。根据规定，发烧、咳嗽等这些药都要处方才能售卖，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肺宝片”就在其中。

不得已，刘春山到村卫生室，求助村医刘保堂。

3月15日下午4点多，韩家洼村村卫生室里，刘春山进门就念叨，“头一次想花钱花不出去。”进门口，刘春山问刘保堂是否可以开处方，好让药店卖药给他。不过，刘保堂难办的是，村卫生室没有处方权，帮着协调之后，刘春山最终到医院拿了药。

变化

不敢多进药担心卖不出去过期

疫情过去了，但影响还未完全消除。目前，部分藁城乡村医生存在一些实际困难。在藁城南董镇马圈村，郭立华是村里唯一持证的乡村医生。18岁高中毕业后，通过参加藁城中医培训班学医，他回村做了乡村医生，至今已有40多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年，村子里人们闹肝炎厉害，郭立华

还记得，那时候一整天都在给村民打针发药，一直到晚上，来看病的村民从家里排队到了门外。

马圈村不大，村里有1100多名户籍人口，实际常住人口有600多人。疫情暴发后，郭立华不再接诊发热、咳嗽等患者。郭立华说，面对新冠肺炎，自己也不可能有经验判断，遇到有相关症状的病人，上级规定不让接，自己也不敢接。

封村期间，马圈村村民同样进行了10多次核酸检测，村委会承担日常消毒等工作，郭立华能做的，主要还是守住村民健康的第一道关卡，就是早发现早排查，一旦遇到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的病人，需要第一时间上报，由村里车辆或医院来车送至石家庄市区医院就诊。

3月14日马圈村也解封了，村里疫情防控常态化，郭立华仍旧不接诊发热、咳嗽病人，“特殊时期，乡村医生还得按政策要求执行。”

接诊的患者少了，买药的人也少了。郭立华如今不敢冒险进太多药品，原来药柜上有200多种药品，现在缩减了一大半。“药品都有保质期，过期就千万不能用了，所以现在不敢多进药，就怕卖不出去过期。”

郭立华今年65岁，超过退休年纪后，每个月可以领到400元补助。郭立华说，以前挣钱少，但大家都少，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现在村民外出打工平均每天挣200元，自己在乡村做医生，每天卖药的钱不到50元。实际上，就这50元也不是郭立华赚的钱，当前，我国药品销售实施零差价政策，对村医来说，进价多少，售价就是多少。只是按照销售额，政府有一定的零差价补助，每年发一次，“补助很少”。

承担健康档案建立和管理等公共卫生服务，是乡村医生的主要收入来源，但公卫服务补贴，是按人数算的，郭立华说，“我们村子小，乡村医生不好干，收入低，孩子们都没学这个。我现在年纪也大了，再过几年，说不定就干不动了，那时候，这村就彻底没有乡村医生了。”

遗憾

担心成为最后一代村医

韩家洼村的村医刘保堂，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

在韩家洼村卫生室，不久前刚更新了南孟镇14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免费享受清单，其中除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外，还有建立居民健康档案、老人健康管理等公共卫生事务。

在刘保堂的诊室里，整齐码放着村民的健康档案袋，其中每位超过65岁并患有高血压村民的档案，都是厚厚一沓健康记录表。目前，韩家洼村有200多人属于“三高”人群，每个季度刘保堂都要给村民们检查一次身体，测血压、身高、体重等，把这些健康数据登记表格，放进档案袋。

从卫校刚刚毕业时，刘保堂带着一腔热血回到乡村做医生，“那时候做医生，是想救死扶伤，现在乡村医生更多的是测血压、填表格、给建议。”

看病人员减少、收入较低、医术难以提高……记者在实际走访中发现，藁城乡村医生普遍缺少“接班人”，年龄趋于老龄化。

韩家洼村位于藁城北部，是南孟镇下辖村。目前，在南孟镇有2所卫生院，34个医生，46个个体诊所，120位从医人员。刘保堂今年50岁，在韩家洼村及周边的村子里，他已是最“年轻”的乡村医生。

解封后，村医们还要继续执行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抗疫之后，村民们的意识也逐渐改变，更多村民选择到藁城人民医院、中医院就诊，而不再找村医看病了。

刘保堂还保留着一个职业习惯，自行车停在卫生室边上，后车座上永远挂着已经磨损变形的老药箱，里边装着几种急救药，一旦接到行动不便患者的电话，刘保堂骑上自行车就会冲到村民家。刘保堂说，这个药箱自己用了近10年。只是，随着村民们就诊选择的转变，这样的机会变得比以前少多了。

近年来，我国多次推动乡村医生职业资格改革，鼓励乡村医生考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或者激励医学专业的大学生去乡村就业，比如尚在择业期内的未就业毕业生，可以免试申请乡村医生执业注册。

可即便如此，也没能阻止乡村医生老龄化的步伐。“收入低，保障不足，愿意干的少了”，刘保堂说，“有时甚至担心自己可能是最后一代乡村医生了。”

转变

“出圈”的乡村医生

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提出，要“加强全科医生和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提升县级医疗服务能力，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

今年的全国“两会”，刘保堂认真看了。国家政策的支持，给老村医带来了新的希望和信心，早在2017年时，刘保堂就考取了执业助理医师。他想着，再过两年，满足资格后，可以继续考取执业医师资格证，进一步提升水平。

在韩家洼村卫生室这片小天地中，刘保堂还有自己的小规划，未来在做好乡村公共卫生事务的基础上，开展推拿按摩、康复理疗等项目，争取给村民们提供多种医疗服务。

丘头镇丽阳村，曾子灵姐弟也有同样的想法，而且比刘保堂快了一步，同是乡村医生的曾子灵和曾子光，如今已经做起妇科调理和推拿按摩项目。

丽阳村共有5000多人口，卫生室有10多个乡村医生，大家轮流在卫生室值班，医生队伍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现在村民进入村卫生室，还需要扫码、测温、登记，村卫生室主要负责疏导病人，如果有发热的需要转到上级医院，经检查不是新冠确诊病例后，才能返回村里看病。“我们现在主要就接诊慢性病患者”，曾子灵说。

在留守人口多的乡村，留守老人中的慢病、留守妇女中的妇科病，其实是卫生服务需求最多的领域，除了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提供的理疗帮助之外，他们还需要更多的卫生健康服务。

在丘头镇丽阳村，整整一下午，姐弟俩的诊室预约满员，许多来自本村及周边村子的妇女，前来做妇科调理。一位来自周边的村民，特意跑了20多里地预约前来。她告诉记者，曾大夫的号不好约，不预约来这里还要排队，人一多就看不上了。曾子灵介绍，“现在乡亲们的健康意识增强了，对村里的医务工作有了更多的保健需求。”

曾子光擅长推拿按摩。2004年5月，他考取了按摩师证，在卫生室增加了按摩服务，这给他带来了新的业务和收入，也带来了新的荣誉。曾经有一位患者，身体一直不适也没得到确诊，经曾子光诊断为小关节错位，通过诊治后痊愈，特意给他送来了一面锦旗。记者看到，在姐弟俩的诊室里，这样的锦旗还挺多，最远的一面是从石家庄市里送来的。这个小小的村医室，正辐射到家乡之外更远的地方。

新京报记者耿子叶王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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