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 袁汝婷
“书记,你一定得帮我想想办法,把这个黑榜的影响减到最小。”春节前夕,湖南常德石门县夹山镇杨坪社区居民覃业海找到社区党总支书记夏卫民,言辞恳切又焦急地说。
“那你就要多做好事,多帮助别人,这样档案里能多一些红榜,黑榜的影响自然就小了。”夏卫民回答。
第二天,覃业海就主动拎着大包小包去看望了社区里的4名困境儿童,给每个孩子买了1个新书包、10个作业本和10支笔。曾因酒驾而被记了一次黑榜的他,下定决心要多争取一些红榜,不给家人抹黑。
覃业海口中的“榜”,是夹山镇“家庭文明档案”制度中的一种计分方式,规则说来简单——做了好事记红榜,不文明行为记黄榜,违法犯罪行为记黑榜,其中黄榜可以靠改正行为来消除。
2019年下半年,地处武陵山片区的夹山镇开始探索实行“家庭文明档案”这一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以村为单位,一户一档,为全镇13600个家庭建立档案,以红榜、黄榜、黑榜作为量化计分规则,评比“文明家庭”。
“这个档案是我们基层治理中最有力的抓手,一些以前无能为力的事,终于有办法了。”夹山镇新花村党支部书记贺桂芳说,“家庭文明档案”对村民既有号召力,又有约束力。
一份档案,几笔“红”“黄”“黑”,何以有如此神奇的力量?
“‘家庭文明档案’为每一个家庭的子女升学、公务员招录等提供佐证材料,大家都想给家人多留红榜,不能影响后代前途,所以很看重。”夹山镇党委书记周鹏说,“农村是‘熟人社会’,如果别家都有红榜,哪家只有黄榜和黑榜,说媳妇都说不上。”
夹山镇多位干部告诉记者,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资源分配中,大多数社区和村选择向红榜最多、黄榜和黑榜最少的片(组)优先倾斜。“如果得了黄榜不消除,甚至得了黑榜,就可能影响整个片(组),谁都不愿意被邻居认为‘拖后腿’。”周鹏说。
夹山镇汉丰村年过60的村民龚道斌,曾是有名的“刺儿头”,性格暴躁,不善沟通,邻里关系一度紧张。去年夏天,因为土地纠纷,龚道斌又和邻居发生了矛盾,且僵持不下。村干部上门协调时告诉他,在汉丰村的“家庭文明档案”黄榜计分规则里有一项:邻里之间经常打架吵闹,经村方调解无效仍不悔改。
“1个黄榜要用6个红榜才能消除,给家里人丢面子,还拖累整个组,没有必要嘛!”村里的小组长劝他。一天后,龚道斌找到邻居道歉和解,主动化解了矛盾。
“我们村过去矛盾纠纷比较多,所以在黄榜规则里专门列了‘打架吵闹、调解无效’这一项,效果特别好。这个档案好就好在因地制宜,是村民自己说了算。”汉丰村党支部书记邱文才说。
夹山镇的“家庭文明档案”制度,不搞全镇“一张表”、细则“一刀切”,而是把记录权、评议权交给群众,计分规则因村而异。
这些规则生动有趣,十分接地气。例如在杨坪社区,村民养殖鸡鸭100羽、肉猪5头等记红榜一次,培养了研究生、博士生的家庭记红榜两次,主动参与清扫公共区域一天记红榜一次;汉丰村的红榜规则里则有一条:在路上捡到司机运输袋(包)或他人贵重物品,比如一袋油菜籽、手机等及时主动归还失主的行为。
如今,镇里17个社区、村都成立了“家庭文明档案”理事会,以屋场会、村民小组会、上门走访等形式商议规则,再参照村规民约、结合村情民情来制定细则,由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和投票通过。同时,“红”“黄”“黑”三榜在理事会成员负责记录后,也需按季度由村民代表评议认可。
规则各异,但鼓励村民一心向好的初衷是相同的。
“红榜门槛不高,只要‘够一够’都能达到,而且不设数目上限,黄榜只要及时改正就能消除,这都是为了鼓励大家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积极参与乡村文明实践。”夹山镇综合文化站站长钟克宏介绍,截至2020年12月底,全镇创红榜5423个,去年共评选出2842个文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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