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妇骂人9年后被判刑，诸多疑点需要释明

■观察家

当地法院当及时以案说法、以案说理，释明9年后判决骂人构成犯罪的正当性、必要性。

据报道，“郑州一村妇因骂人在9年后被法院判刑六个月”一事引发关注。

判决书显示，刘培花的丈夫李根生为当地村主任，与村民李都成有矛盾。2007年10月1日，当李都成雇人耕地时，刘培花等人以犁住坟地为由辱骂、恐吓、拦截甚至殴打耕地人。2012年，在李根生支持、纵容下，刘培花先后多次在公共场合辱骂李都成，还辱骂了支持李都成的村民，“对被害人身心造成极大伤害，性质恶劣。”

但是，骂人事件之前没有得到追究，直到2019年4月19日，李根生等人被侦查机关以“涉黑”予以抓捕，波及刘培花。2020年，一审判决刘培花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拘役6个月。

2007年、2012年两次被指控的“骂人”，距离被追究已经超过13年和9年，时隔如此之久去刑事追究一般不被认为是很严重的骂人行为，难免让人疑惑。这就需要专业化的释法，用以垫平专业司法和公众朴素正义观之间的落差，也才能把公众心里的问号拉直。就像刘培花说的，“不能因为我丈夫犯了罪，就也把我关进去啊”，公正的司法审判应该让刘培花心服口服。

首先，像刘培花这样的“骂人”，是否够得上“寻衅滋事罪”的入刑门槛？刑罚作为一种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最严厉法律惩罚手段，应该保持其谦抑性，特别是“寻衅滋事罪”本身的内涵和外延相对模糊，更需要严格厘定入刑的适用，以避免混淆了普通的民事侵权和刑事犯罪的边界。

事实上，“两高”发布的司法解释，就明确对寻衅滋事罪状中的“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的门槛做出了限定。不是所有“追、拦、骂、吓”都是犯罪，它们必须要达到以下的条件：“多次”辱骂且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持凶器辱骂；侵害对象是精神病人、残疾人等特定人员；引起他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严重影响他人的工作、生活、生产、经营的；其他情节恶劣的情形。

刘培花骂人有没有造成与“严重影响他人的工作、生活”“致人精神失常”等情节相当的恶劣社会影响，以至于需要动用刑事惩罚手段？这个事实首先就需要调查厘清。

其次，从证据上说，因为骂人的事时隔久远，很多客观证据已经湮灭，也难免出现了证人证言的记忆不清。比如，本案的25位证人中有4人指控刘培花参与了辱骂，其余21人没有提到其骂人；而刘培花坚持自己没有骂过人。

应该说，村妇骂人9年之后被判刑，有不少蹊跷，公众有很多问号。所以，希望当地法院能以案说法、以案说理，及时释明9年后判决骂人构成犯罪的正当性、必要性。这既是普法，也是为了让司法判决经得起围观。

□沈彬（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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