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荆轲刺秦的一声惋叹 唐柳宗元《咏荆轲》赏析

柏朵

咏荆轲

[唐]柳宗元

燕秦不两立，太子已为虞。千金奉短计，匕首荆卿趋。穷年徇所欲，兵势且见屠。微言激幽愤，怒目辞燕都。朔风动易水，挥爵前长驱。函首致宿怨，献田开版图。炯然耀电光，掌握罔正夫。造端何其锐，临事竟趑趄。长虹吐白日，仓卒反受诛。按剑赫凭怒，风雷助号呼。慈父断子首，狂走无容躯。夷城芟七族，台观皆焚污。始期忧患弭，卒动灾祸枢。秦皇本诈力，事与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实谓勇且愚。世传故多谬，太史征无且。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字子厚，汉族，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这首五言古诗是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柳宗元身处荒僻的永州（今属湖南）官赋闲职，读古书时有感而作。

荆轲是战国时期卫国人，是当时著名的侠客，好读书击剑，后受燕太子丹所遣入秦刺杀秦王嬴政，不成身死。

全诗分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交代荆轲刺秦王的时代背景。燕、秦两国势不两立，秦国咄咄逼人，成为燕太子丹的心病。当时，燕国收留了秦王以“金千斤，邑万家“悬赏的樊於期。荆轲以微言大义激起樊於期对秦王的深怨，樊於期自杀后，荆轲带着樊於期的首级和“燕督亢之地图”，在易水边辞别燕国太子丹等人，在萧瑟的北风里壮歌一曲，以酒祭祀天地，登车西行赴秦。

第二层次写荆轲把密封樊於期首级的匣子送给秦王，并打开地图给秦王看。图穷匕见，锋利的匕首寒光一闪，有如一道电光，只可惜拿匕首的人不是行家，开始行事时锐不可挡，在紧要关头却失手，反而遭到戕害。

第三层写荆轲刺秦失败后，燕王父子和燕国的遭遇。《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刺秦王失败后，秦王大怒，命大将王翦伐燕。十月，攻占蓟城，于是“燕王喜、太子丹等尽率其精兵东保於辽东。”秦将李信追击燕王和太子丹一行至衍水，燕王无奈“乃使使斩太子丹，欲献之秦。”但是此举没有阻止秦兵的进攻，五年后，“秦卒灭燕，虏燕王喜。”

第四层次诗人把荆轲与曹沫、秦始皇与齐桓公进行对比后，认为秦王兼并六国靠的是诈力，与讲信义的齐桓公不同，因此，荆轲仿效勇士曹沫劫持齐桓公的行为而去谋刺秦王，是有目光短浅之计。作者认为世间流传的史事本来就多有谬误，太史公已从秦侍医夏无且那里看到了征兆。曹子即曹沫，战国时期鲁国大将，在与齐国作战时，三次败北。鲁国献地议和。齐桓公与鲁庄会登坛会盟时，曹沫执匕首劫持齐桓公，迫使其答应归还了鲁国战败所失去的土地。诗中的“无且”，即秦王的伺医夏无且，秦王遭到荆轲刺杀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后来论功行赏，秦王“赐夏无且黄金二百溢“，并说：“无且爱我，乃以药囊提荆轲也。”

本诗的新意在于诗人对荆轲作出了勇且愚的评价。秦国虐待作为人质的燕太子丹，杀戮樊於期的父母宗族，特别是秦军滥施武力，任意侵凌其他国家的种种暴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对荆轲抵抗强秦，应给予一定的同情和颂赞。但是，诗人认为燕国采取暗杀的手段以图自保是一种愚蠢而又危险的行径。诗人对荆轲刺秦王之举，表示了深深的叹惋。燕太子丹错误地将燕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荆轲一人身上，诱使荆轲充当牺牲品，而荆轲却乐于效法古人，铤而走险，最终被害，这是历史的悲剧。

唐代侠风犹盛，安史之乱后，皇室与各强大藩镇之间矛盾激化，借刺客之手除掉对方阵营中的要人一时成了热门话题与首选的手段。本诗既反映了柳宗元对这种政治上的短视与盲动的轻蔑，也表达了作者在国家统一上排斥诈力的观念。（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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