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下的校园边界实践 空间、权力和主体的互构

站在2020年底的时间节点回望过去，新冠疫情对于每个人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世界各地的人们承受着疫情所伴随着的经济政治动荡，而传染病所揭露出来的一切社会问题使原本隐形或尖锐的结构性压迫更显严峻。在熟悉了居家、消毒、检测、隔离、治疗等一系列的固定医疗防治流程以后，我们的生活和日常行动模式也因这场瘟疫而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大学校园这一社会空间也在发生变迁。

M大位于某市高校集中的区域，该校的特殊之处在于：第一，在疫情之前的其校园是开放型校园，因此保卫处不具有严格限制出入的治理传统；第二，校内的校医院是属于周边社区居民的社区医院，因此在流动限制以后社区居民为了看病与保安人员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了一个边界景观；第三，校园的边界线不是物理意义的连贯整体，而是存在部分缺口；第四，多民族师生群体使校园治理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文化冲击。该校保卫处自从2020年年初开始经历了三次重要的边界防控手段的升级更新：2020年年初，寒假假期学生陆续回家的1月中旬到1月23日，校园管理还是人工控制的校园边界；到6月本地出现疫情，M大已经购买了一套智能识别系统辅助人工管理，以帮助保卫处识别控制出入校园的执勤教职人员；再到9月开学后限制学生流动成为日常，整个过程是伴随着设备更新和防控手段的调整，包括人脸识别扫描，体温测量等智能设备的引入。

M大校园在多方力量作用下形成了物理边界，但在形成过程中出现了丰富多样的形态，东门、小东门、西门三个主要出入通道也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功能与形态：东门作为学校正门，承接着对外交流、出入车辆放行、密集监控等主要防控体系的功能；小东门事实上被封锁从而失去了人员流通的功能，但因为与学生公寓的距离更近，反而成为了快递点的集中收发地，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快递公司之间的内部竞争，以及学校与快递公司的谈判协商过程；西门因为地处大学“美食街”，与校外社区靠近，成为了学生、社区居民与保安互动最多的边界点。由于三个校门的保安分属不同的管理体系，也就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管理模式。甚至在物理边界之外，M大的校园边界一度还存在着未被发现的“物理缺口”，一个被学生称作“狗洞”的无管制边界地带（现已被纳入校园边界治理范围）。

基于以上的田野观察，我们试图以民族志的方法来分析疫情防控下流动与边界的互动关系。M大采取了各项技术手段实行人口流动的管控，而学生们也在学习和生活中不断地与学校的新技术产生互动，由此生产出独特的主体性，呈现出多样且具有M大特色的现象。

课题小组针对M大在2020年10月份至2020年年底的校园边界实践进行考察，以固定的东门、小东门和西门三个出入校门为田野点作参与观察，采访收集学生、老师、学校保安等群体的观点。基于以上的田野观察，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不同群体如何去适应边界？不同群体的互动与博弈是怎样生成的？因疫情形成的边界划分对于群体造成了怎样的分化？在这样的适应和主体博弈的过程中边界在不断地消解和重构，如何治理对于被管理的群体来说会更好？

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我们将会从三个板块来分析M大校园边界的形成与意义。第一部分将关注于校园边界的日常实践，包括对不同群体的访谈；第二部分关注特殊边界的特殊形态，特别是小东门快递经济点的形成与变换；第三部分从学生群体的主体性入手，揭露出学生群体内部的感受分化以及不同行为。

一、校园边界的日常实践

自九月初，学生陆续返校，起初该市各高校都实行校园封闭化管理，M大也不例外。随着我国疫情管控取得了不错成效，相邻的一些兄弟院校也陆续取消对校园边界的封闭式管理，但是M大的校园边界管控未曾放松，始终处于严防状态。这种对校园边界疫情防控的常态化管理使得不同主体生产出了不同的日常实践。

（一）学校的文件制度

学校对校园边界的严格管理必定少不了对于学校出入校制度的依赖。出入校制度是流动于边界内外的唯一尺度，保安也是依据出入校制度来进行检查放行，而这些出入校制度最初是由学校管理部门制定并下发到各下级部门。

对于今年刚入学的我们来讲，M大疫情期间的出入校制度在到校之前便已在新生群讨论起来。学校的各项文件制度也是学生通过微信新生群或者官网了解获得，尤其出入校制度和请假制度是老师在新生微信群中反复强调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每次学校下发制度文件，学生都未能看到文件全文，只是在微信群中看到老师编辑的信息通知。在与校园保安的访谈中，保安也提到学校下发的文件制度是非常清楚详细的，但是学生所得到的文件制度就像是一个重点提要。此外，学校每次变更出入校制度时也未能明确告知学生出入校时审查什么证件，这一疏漏并未对校内学生造成太大影响，但是通过对居住在西门留学生公寓的同学的访谈中发现，这一疏漏使得他们每次出入校时都会带着不同的证件，以备出入校时保安查验，造成了极大的不方便。在笔者看来，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学校忽视了西门学生的出入校，而是文件通知在学校逐层下发传达过程中遗漏所造成的。

在刚入学时，学校对于学生流动的管理非常严格，每次出校都需要在网上申报，由辅导员审批方可出校。随着疫情状况的好转，学校的审批制度也相应的有所放松，改成了工作日审批和休息日备案的方式。而随着本市又陆续出现几例病例，几地被划入中风险地区，学校的出入校制度又变得严格起来。也就是说，有关出入校制度的变化是紧随着疫情发展的状况而调整。

学校制定制度的目的在于管理学生，学生在被管理的过程中也会生产出一些逃避手段，这些逃避手段又会迫使学校修改制度文件。例如在开学之初，校内生只要使用电子通行证就可以进出学校，学生利用制度上的漏洞使用通行证截屏进出校园。在学校发现这种情况后，在技术上进行了改进，通行证页面禁止截屏，并且出入校时必须当保安面点开通行证链接进行查验。可以看出，制度与学生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学校出入校制度的不稳定性也正是学校与学生之间博弈的一种体现。

（二）保安的管理

保安这一角色在我们的田野调查中居于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调查的大部分内容也是围绕着保安进行的。保安处于校园边界，经常与跨越边界的多种行动主体打交道，对于校园边界的日常实践具有丰富的个人经验。

在笔者先前的主观印象中，保安把守学校的出入口，在一定程度上被学校管理层赋予了一定的权力，相对于被管理的学生占据了地位上的优势。通过将近两个月的田野观察，这种主观臆想逐渐地被颠覆了。保安在校园边界的日常实践中其实是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这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学校管理层对于保安工作的高要求，不严格按照学校要求做就会受到严厉批评，甚至会连带保安队长一起被扣工资；另一方面是因为严格的出入校制度使得一些师生产生情绪上的不满，与保安发生摩擦。实际上是学校管理层与学校师生之间的关系被集中到保安身上，这种进退维谷的状况迫使保安在日常实践中生产出了一套自我技术。

学校根据工作日和休息日调整出入校制度，在工作日提交审批，休息日提交备案，两种制度之间的接替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尤其是在周五下午，大量学生聚集在学校门口，排起长队等待着检查出校，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保安会维持队伍秩序，严格按照学校要求，逐一仔细核验学生出入校证件。而在一些平常时候，保安对于出入校学生的管理也尽量保持高效通过。保安的这套做法，一方面在重要时间节点严格遵守学校的规定，减少了上级领导的批评，另一方面也尽量减少了与师生之间的摩擦，使得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甚至有时在校园边界管理不太严格的情况下，保安也会偷偷允许校内生短暂离校取快递，有时也会帮学生取快递。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保安并不总是学校出入校权力的代言人，在日常管理中是有其自身主体性的。

（三）学生出入校日常

在校园边界的日常实践中，学生是流动于边界内外的主要群体，也是学校边界流动管控的主要对象。由于学校的住宿问题，学生大致可以划分为校内生、校外生（西门留学生公寓学生和走读生）两大类型。对于不同类型的学生，学校采取不同的出入校制度。校内生出校要提前申请、备案，有时还需要辅导员进行审批，而校外生只要出示学校要求携带的相关证件即可自由出入校。总的看来，校内生出入校手续比校外生的繁琐，出入校难度大。

学校校园边界始终处于严格管控的状态，这使得校内学生的活动范围受限，学生的日常生活也受到影响。虽然学校有请假审批和备案的出入校制度，但是并不能完全满足学生的出入校需求。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些校内生被迫钻学校制度的漏洞，使用各种“非法性手段”进出入学校。

在校生出入校日常实践中，使用“合法手段”占据大部分，而“非法手段”的使用则正好相反。通过田野观察发现，学生们经常使用的“非法手段”大致有三种 ：PS出校通行证照片；纸质出校申请多次使用；借用西门公寓学生相关证件。其中PS出校通行证照片这种方法不久便被学校发现，学校便要求学生出入校时要当面打开通行证链接进行检查。但是对于后两种出入校的“非法手段”，在一小部分学生日常实践中被偶尔使用。

二、快递点——疫情例外状态下的新“常态化空间”生产

“多少号”、“下一个”，伴随着一声声叫喊，快递员的身影穿梭在重重货架之中，而这已成为是近几个月以来M大小东门的最常见的场景。

（一）快递点概况：历史与差异

M大西门与小东门一直以来都是寄取快递的集中地，但是如今这种寄取的形式发生了转变，疫情状态下受控于校园封闭的政策，校内人员的自由流动受到了限制，以往去到校门外收取快递的方式被迫部分转移到了校内进行，但这种校内的快递点被严格圈定在了特定空间中。而之所以称之为“部分转移”是因为不同快递的寄取在不同校门边界的实践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小东门的几家快递公司快递员可以在被完全封闭的校门处相对自由地进出，并在此地搭起了货架，整齐的排列学生的快递，既方便快递员查找，也方便取件人拿取；而在另一边的西门，环境较之小东门则“恶劣”一些，西门的几家快递寄取需要“隔栏相望”，学生与快递员需要隔着校园的铁网互动，稍大一些的快递则需要将其举高以便货物越过铁栅栏。从二者的对比也可以发现，东门的快递寄取与西门相比更加便捷，更加节约时间成本。

但事实上，这样的快递点形式在疫情前是大不相同的，东西门的便捷程度在某种意义上与现在是相反的。为了更好的了解这种形式的变化与差异，我们采访了M大的老生慧通，他向我们表示：

东门就是在学校外面有小车，从小东门出去就可以取，在小车前排队报号，他就去给你找。西门的话，出门右拐就是有个菜鸟驿站，左边直走一段路有个丰巢。之前方便的话还是西门吧。快递公司有点差别，以前是东门快递要少一些，我记得是只有两通一达，就是圆通、申通和韵达在这里，好像还有京东。西门的话就比较多了，顺丰、百世本身就有驿站，当时还有中通、天猫也都在西门。（另一方面，小东门的不方便之处还在于）当时东门的快递其实是在“迎宾大道”的路边嘛，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在附近有一些重大活动之类的就会有警察来“清场”，那些快递就会被赶走，小东门外边贴着门那里不是有绿化带和一堆树嘛，他们就会临时在那里。

不仅如此，在我们进行观察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小东门和西门收取快递不仅在形式上不同，二者管理体系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我们对几位保安的访谈过程中了解到，学校东门、西门、小东门的管理是独立的三个系统，以快递点开放时间为例，看似松散的西门时间管理实际更为严格，并且在“非营业时间”还会在西门铁栅栏的窗口处上锁；与此相对，拥有可容纳快递货架空间的东门，快递员可以与保安保持联系请他们开门，时间管控相对灵活。

从上文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东西门快递点的差异以及小东门快递点经济的出现实际是在疫情“例外状态”的基础上的对原有“边界”职能的再生产。这一点在小东门上尤为突出，小东门在疫情前是作为校内外通行的校园边界“检查点”而发挥职能的，如今完全封闭的小东门已经彻底成为了收取快递和拿取外卖的固定场所，而在这一空间内只有快递员有相对自由进出的权利。而这样的转变并非突然发生的，而是有其建构的过程，要了解这个快递空间的生成，就需要深入到校园的日常生活实践当中。

（二）日常生活的实践——多主体协调

在我们对M大老生进行访谈时发现，小东门的快递在疫情最开始时也并非如今的形式，也是经历了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据早到校的学生所说，“八九月份的时候小东门还不是这个样子，还很混乱，那会我很不愿意取东门的快递，好几家快递隔着门往里投。”而在这之后的情况，返校后的我们也可以直观的观察到，十月份的小东门快递点支起了货架但是快递员少，且对货物摆放不熟悉，不同快递公司位置划分不清晰，因此取快递时常常排相当长的队，等待时间久，另一方面我们在拿取快递时还曾见过保安与快递员、学生与快递员吵架的现象。这种情况在进入11月份后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一方面货架和快递员增多，学校还为应对双十一的巨大货量招募了学生志愿者在快递点帮忙，排队的长度与时间均大幅缩小，为进一步证实快递点秩序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我们还询问了小东门的一位快递员——张叔，据他所说：

学校最开始觉得这边太混乱了，排队又长又乱，影响学校形象秩序，就给我们拉了警戒线，后来快到双十一了货物量大，还找了学生当志愿者来帮忙，确实也帮上了忙，反正现在是没之前那么乱了。因为货量大了来来回回进出开门关门也需要联系保安开门，也都认识了。

除此之外，小东门快递公司的分布也常有变动，这种变化一方面体现在快递公司的位置与货架数量的变化，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新的快递公司的加入与消失。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顺丰快递，顺丰在很长的时间里都在西门快递点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在十一月初期它曾短暂的在小东门存在了四天，四天后顺丰的位置被其他快递公司取而代之，继续回到西门发放快递。不过在十二月初，顺丰终于成功地在小东门站稳脚跟。针对这一现象我们也曾访问过顺丰快递的快递员，据他们所说，“小东门那里的快递点是要和学校保卫处沟通的，我们最开始不知道，待了四天就回来了。”

根据我们观察到的现象以及访谈所得的内容，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小东门的快递空间中不同主体间存在张力，而这一空间也在这些主体的博弈与协调过程中不断完善，越发地适应校园的日常生活，满足学生的需求。

（三）边界感强化——主体性差异

疫情状态下，快递点的存在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我们的边界感。正是在进行这种受限甚至是被阻隔的互动时，边界形象在人们的意识中就更加清晰了。但这种边界感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主体的感知中的，恰恰是因为受限制程度的不同，不同主体对于这种边界的想象有着微妙的差异。

以我个人为例，无论是在小东门抑或是西门取快递时，我都能很明显地感受到校园的封闭性。当我在小东门取快递时会自然而然看到紧紧闭合的大门，会清晰地意识到这是学校的不可逾越的边界，而这种感受在西门更为强烈，当我与快递员隔栏互动时，会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们能进行的“交换”只能在这一有着清晰界限的空间中发生，我与他均无法打破这个边界，跨越到对方的空间当中，而边界感就在这些实践中被不断强化，以致于边界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越发具体。当然这种感受不仅仅存在于我个人的思考中，与我经历着同样生活的校内人员均有这样的感受。

但与我们相反的是，住在西门留学生公寓的同学就很少有类似的想法。小白就是住在西门留学生公寓的学生，他就表示：

我一般填地址的时候就会写西门留学生公寓，所以快递很少寄到学校里边，基本不怎么去东门取快递，在西门的话一般就是在驿站或者直接在校门外和快递员面对面取，要不就跑远一点去蜂巢，我没觉得有什么边界感，也不觉得不方便，可能是因为我去快递基本都是在校外面对面进行的吧，就都挺方便的。

从我和小白的感受差异也可以看出，因为这种“快递实践”的不同模式，我们对于收取快递以及边界感知的主体感受差异很大。而这种边界感的强化只有在遭遇到边界阻碍时才会感受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边界是在主体互动实践的过程中被生产出来的，并非是一个先在的本质存在。而这种主体性差异以及“边界”的生产不单单体现在快递点的日常实践中，更体现在我们前文分析的跨越校门的日常活动中。

三、校园进出实践的主体性差异与情景策略

学生进出校门这一过程牵涉到的多方主体——线上审批者、校门保安以及学生群体本身——都会导致具体实践的差异。进出校门的管控对于所有学生而言并非同质化。不仅学生被分为不同类别进行管理，就受到相对封闭管理影响最大的住校学生而言，与其相关的不同审批者、所选择的进出校门的地点以及学生自身的策略与动机及其人际关系都会导致学生不同的校园进出实践、生活方式与心理状态。相对封闭的校园管理已经在塑造学生的日常生活实践，同时学生也发展出不同的策略和应对方式，以及在不同类型的学生群体之间产生了交互影响。

（一）审批者的管理差异

以正规方式出校的第一步是在学校网站“服务门户”提交进出校门申请，而申请是否通过则取决于不同的辅导员的个人判断。这就导致在学生眼里，部分学院的学生是“被封起来的”，其他学院的学生则是“自由的”，因为其辅导员审批的严格程度不同。

同时，辅导员审批也不是即时生效的，有的辅导员会明确告知每日的审批时段，但对于学生来说，他们出校的需求是随机发生的，情境性的，因此当他们有临时出校需求时，这种管理方式就会造成不便。在辅导员与学生沟通的微信群中，时常有学生发消息请求辅导员看一下申请。有的学生会因为辅导员迟迟不审批而被困在校门口，三五成群站在校门附近焦虑地看手机。他们此刻只能诉诸于打电话的方式，然而他们的电话“分量”不够，最后只得让一位同学的家长打电话，才终于得到了通行证。

向辅导员提交申请也对一些同学造成了心理压力，一位同学自述由于她跟辅导员已经比较熟悉，顾虑多次申请出校会影响她在辅导员心中的形象，不能让人觉得她“老出去玩”。因此这种申请审批模式与学生一贯以来被要求“以身作则”、“本分地学习”的道德焦虑联系起来，造成了学生自我管理的效果。

同时，正是由于申请审批的延时性和不确定性，许多学生发展出了不同的应对策略。

（二）保安的分类管理与校门的微妙差别

学生出校面临的第二道“关卡”、也是最直观的边界是校门口的闸机与保安。西门是学生更常选择的地点，因为西门外有留学生公寓、商店、饭店、快递点，与生活需求相关。也因此，西门在保安与学生的“斗智斗勇”中发展出了一套越发详细、精准的管理策略。西门学生出入的通道被限制在南侧，闸机的摄像头被贴住，从而确保每一个学生都要经过保安的审查。对于居住在西门留学生公寓的学生，他们会“认脸”，也根据年龄和性别来判断。由于居住者为硕士男生和博士女生，所以成群结队的男生说一声“西门”就能通过的概率更大，声称住在西门的女生则会受到严格审查，要求其出示明确证明，事后保安说因为“她看起来还没我大呢”。而对于走读学生，由于缺少像西门公寓钥匙一样的明确证明，这种身份更易于被“冒充”，导致保安更为警惕，所以与保安发生摩擦的情况也更多。他们需要跟保安“混个脸熟”，而证明身份的另一种途径是人脸信息被采集进了闸机的人脸识别系统，从而可以刷开闸机，这种方式在东门没有问题，在西门南侧则可能受到阻碍。对于住校学生出示的出校申请，保安会仔细检查两点，一是是否是网页，二是日期是否正确。

相较于西门而言，东门是学校的象征，连接着交通公路和地铁站，学生在此进出更少，进出目的也以走读、实习为主，校外的访问者、前来考试的考生都要从东门进入，因此东门的管理人员和管理方式也与西门不同。东门的闸机没有被人为封住，两侧的出入口也没有差异化管理措施，保安对学生出校的审查更为宽松，通常对能自行刷开闸机的学生不闻不问，对学生出示的出校申请也仅只是瞟一眼。

在保安的管理策略中，也包含着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我们会自己看。”这个“看”，包含了判断学生是否诚实，是否真的需要出校，是否可以短暂出校。对于走读、住西门留学生公寓、住校的学生，他们需要靠“看”来辨别，因为前两类学生通常是不会提交网上的进出门申请的，他们进出校门的频次更高，出校时往往出示一下钥匙、指一下、说一声或是跟着前面的人一起出去，这就需要保安发展出一套快速的辨别方式，也存在判断出错的可能性。对于需要就医的学生，即使没有申请通行证，保安也会在让他登记之后出校。对于住校学生，在保安的自由裁量中，他们也具有有限的自由活动空间。一位同学在访谈中说：“男朋友来找我，我们就隔着在校门口那儿腻歪，过了一阵子保安看不下去了，就打开门让我出去了。”这种“出校”行动仍然在保安的视线范围之内，之后还需要返回校内，然而保安受到了情景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允许学生跨越了作为学校边界的那道栏杆。在西门，保安也会允许学生短暂出校拿快递、买东西，但是这建立在信任和对诚信的判断上，“一般诚实一点说，我们也会让他过去。”保安有时会直接同意他判断为诚实的学生出门，有时会增加限时回来的条件，有时会收下校园卡，等学生按约定回来再交还。 如果学生起先试图用无效的通行证欺骗保安的做法被识破，那么即使是同样的短暂出校的需求，也会被保安拒绝。

（三）学生的应对策略与差异化实践

学生在正规程序之外，也发展出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和反引导技术。在不同类型的学生出校实践之间存在差异，这也导致了不同的心理状态和对学校边界的认知。

学生在申请通行证以外发展出的出校策略大概有以下几种：一，依靠人际关系。学生可以发展与保安的友好与信任关系，使得保安同意他们临时的出校需求。由于一个保安的轮值时间是一个小时，这种“有限的”出校是短时间、小范围的，有时需要校园卡作为担保。学生也可以跟导师一起出行，由导师带出学校。学生还可以与其同伴共谋，如使用同学的西门留学生公寓钥匙、已获得有效通行证的手机或账户。二，依靠技术手段。包括伪造通行证、借用证件或伪装身份。利用修图软件修改过去申请过的通行证界面截图的日期是一个经典手段，然而这种手段已经被西门保安察觉，他们要求出示的界面必须是网页；或者直接出示日期不一致的申请界面，能否通过有一定运气成分。由于学校有时会成为考公、考研等重大考试的考点，考试期间存在大量考生流动，学生会借用考试者的证件伪装成考生出校。由于走读学生没有证明证件，且闸机存在将人脸识别成另一人的现象，利用闸机的漏洞伪装走读学生出校也是一种途径。这种策略同样存在一定运气成分，有失败的可能性，学生也会受到诸如“上报学院”的恐吓，产生心理压力，从而萌生退意。三，翻墙，直接逃避校门的监管。学校的围墙并不全部都是铜墙铁壁，存在许多漏洞，有些地方的围墙可以轻易翻过或钻过。虽然可能有来往人员或者摄像头的监视，仍有学生采取这种方式出校，这样做的学生通常有非常强烈的个人动机，如情侣约会、艺术生拿自己的乐器，或是群体行为。这种做法的成本和后果也最严重，会出现在学校的通报批评文件中。学校边界与相对封闭管理对于学生群体的心理与生活方式的影响体现在多种方面。包括：

一是塑造出边界感。尤其对于住校的同学来说，他们会认为学校的边界感是很强的，墙的存在非常鲜明，分割出了校内和校外两个领域，外卖、快递被挡在校门之外，自身则被挡在校门之内。这种强烈的边界感会导致一种被圈定的压抑感和试图跨越边界的反叛心理，因为跨越边界意味着自由。对于走读学生来说，本来与其它学生无异，现在却多出一重走读生的身份，多出的这种身份界定无形中使他们更加被排除在外。

二是塑造出压抑感与心理压力。由于学校是一个较小的空间，而大量学生的行动范围被限制在这个空间中，学生的进出受到控制与审查，产生了非常常见的压抑感与心理压力。一位住校的学生认为：学校把学生强行关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小型监狱，学生是无辜的，但作为公民的自由权利却被强行剥夺，产生了一种明明没有做错事却被惩罚的感觉，好像学生是什么危险分子一样。同时，住校生在面临申请出校这一程序时，同样会承受心理压力和道德焦虑，一是将出校与玩联系在一起，这就产生对学生的长期以来被教导“老老实实地在学校里学习”的道德要求违背，二是由于非必要不出校，许多出校理由都需要编造或夸张、润色以使其符合“必要”的标准。有的同学质疑了“必要”的界限：被关在学校里，想出去散散心不是必要的需求吗？也有人援引了更为严重的后果，认为最近身边增加了许多抑郁症的同学，是封闭措施导致的。对于走读和住在校外留学生公寓的学生而言，出校对于他们来说是每天都有的必要需求，但每次进出校门却要受到保安的严格盘查。一位同学认为：这一套管理措施产生了一种心理压力，保安的盘查也形成了恐吓的效果。这种恐吓效果的实现是由来自高中的学校环境惯性导致的。另一位同学提到他非常讨厌被门卫叫住，就像被巡警叫住一样，即使证明都有，那种被怀疑，被门卫喊“你站住”的语气也会产生心理压力。

三是产生优越感与等级差异。由于住宿地点的差异，甚至在同一个班级之内都会存在一批“自由人”和一批“被限制自由的人”，这就导致学生内部之间产生了优越感、嫉妒感和“等级”差异，身份的差异导致学生看待保安的态度也不同。住在西门留学生公寓的学生认为：他们有一点小特权的感觉，平时没有这种感觉，但在和校内生对比时，尤其是校内生被堵在校门时，特别有优越感。这也导致他们与保安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会觉得保安很友好，是服务于他们的。同时，住校学生则表示自己靠近校门、面对保安时就会产生畏惧心理，“很卑微”，“每次出去都觉得像做贼”，“凭什么他们就没有做贼的感觉，很嫉妒，很愤怒。”住校学生也能意识到这种同学之间的等级差异，会产生心理不平衡，她们认为：“那是学校措施不完善的问题，如果学校能限制一下他们，制定措施确保他们出校门立刻回寝室会更好”，“在性质上他们比我们更自由，所以这很不公平。特别是他们就是身边的同学”。而在住西门留学生公寓的同学由于保安短暂的执行政策变化受到同样的盘查时，先前的“等级”差异变为平等，住校学生也由此而幸灾乐祸：“你们在抱怨保安政策变化身份证很麻烦的时候，我表面说着“太过分了”，心里想的“干得漂亮””，“有时会想“要不哪天机器全坏了他们也出不去了”之类的，然后我就装好人说“没事只要申请出校门就好了”，心里其实乐开了花”。

四、结语

我们的民族志研究特别关注了疫情下的校园边界实践，“边界”作为一个特殊的地理空间，其空间性考察是首位的。其次我们要注意到这个边界空间的样态受到多方权力的塑造与重构，不仅是官方话语的管控，还有在日常生活中微观的异质权力对中心权力的持续对抗和修补。最后，在这种空间-权力的复杂之网中，呈现了主体的多元性和自我塑造技术。权力在边界空间中实施支配，边界空间在异质的微观权力中被重新理解，多元的主体在边界空间-权力构成的网络中支配或被支配，并在日常实践中重塑空间-权力之网，同时也在不断地自我塑造。空间、权力与主体之间构成了一幅复杂和动态的图景。

边界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固定的划线，好像一道栏杆和一堵墙就能清晰地划定两个不同的世界，从而区分我者与他者。疫情之前，校医院被作为社区医院所使用，社区老人为了看病经常出入校门，校内的建筑成了具有公共性质的场所。而疫情之后校医院不再对社区开放，社区老人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进出校门，因此在西门会经常发生社区老人和保安之间的冲突，校医院好像又“回归”成为学校的私有建筑。另一方面校外的留学生宿舍也被大学租用，里面住着很多男硕士生和女博士，成为了公共街道上的“私有领土”，好似一块“飞地”。因此校园边界并不能一劳永逸地区分内外，不仅它本身的划定是模糊的，而且这种划定所产生的效果也是不确定的。

疫情之下，防控管理的方针和措施自上而下地一层层地被更加微观的权力主体所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单方向的遵守和服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众多的权力主体所展现的巨大张力。变动的防控管理措施衍生了极具多元化的校园进出实践，权力的去中心化在不断地重塑边界空间样态，同时也导向了未知的治理效果。并且这种异质性的权力也打破了支配-被支配的二元叙事，保安可以兼职快递员，快递员也能具有保安的功能，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主体不再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描述的那种只能被宰制和训化的对象，这种权力-主体的结构主义划分已被复杂多元的现实所消解。

另一方面，主体并不是只能被动地接受管理，而可以发挥自身能动性，在被形塑的同时也自我塑造。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空间与主体的相互构造，对于男生来说，由于特殊的“外宿”身份使得他们能够轻松地进出校门，他们所感知的边界强度是相对较弱的。而对于女生来说，这种流动是格外“奢侈”的，因为这意味着繁琐的出入申请或者耗费心力的“自我技术”，她们对边界的感知是非常强烈的。因此同样的边界在不同的人群乃至不同的个体眼中，形态是各异的，边界感知的差异形塑了各自的空间想象，边界空间只有在日常的实践中才能不断地自我生成，这是一个持续动态的异质性过程。更进一步的，边界不仅是身体的感知，它同时也是情感的认知，边界实践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它也体现在实践主体的情感认知层面。(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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