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乐成
一件棉袄,穿二十年,似乎没啥稀奇。一件棉袄,从八岁,穿到了大学毕业,就很有点不可思议。
难道这20年,人就没长个吗?
说来话长。八岁那年的大年初一,我穿起娘给做的新棉袄,天不亮,迎着飞雪,给长辈们拜年。穿新衣,长精神,走街上,人神气。这棉袄,新表,新里,新棉花,是货真价实的新衣裳。衣表,是爹割的咔叽白布,娘拿头发,跟叫货郎换回深蓝颜料,大锅里烧热水,浸了颜料,把雪地漂染成了蓝天。又割便宜的花布,做袄里子。布子长了半尺,裁下来,又不够做鞋面布,娘不舍,就做了件袄身过膝的大袄。大孩子们左瞅右瞅,说我是穿长衫的“大褂先生”。邻居婶婶说,这袄好,你娘准备让你穿到娶媳妇吧?
我把这话捎给娘。娘不在乎:告诉你婶,这袄还打算穿到抱我孙子呢!
说归说,这大袄实在大得像袍子,衣下摆老挡膝盖,走起路来不得劲。过了年初五,招待完亲戚,娘给我首次改造新袄。娘把下摆的棉花掏出来,把衣摆靠里,折回十来公分,拿细密的针线缝了。呵,长衫先生,立时变成抖擞的小哥。第二次改棉袄,是我上五年级,腿长了,袄短了。上高中前,又改一次,还絮了棉花。20世纪70年代末,进昌潍师专校门前,娘彻底放开了折着的棉袄下摆,又给续了新棉花。花袄里子,经受不住岁月风霜的磨砺,再也陪伴不了袄表,娘给换了浅绿色人造棉里子。
有了大棉袄,你问裤子啥样?我兄弟仨,一色的肥腰棉裤,就像后来时兴的大喇叭裤,只是倒置了。那时的人相对拙些,还不会做西裤式棉裤。腰扎什么?那时候,老师挣工资,扎的四五角钱一条的帆布腰带,校长和公社来的干部才扎皮带,明晃晃的皮带卡,神气得很。我们兄弟扎的,是娘拿破布条搓成的布绳子。有的小伙伴,扎的是废了的麻绳头。麻绳头不好用,要么系不紧跑起来掉裤子,露馅走光,要么容易系成死扣,内急解不开。上小学复式班时,有位三年级刘姓高个女生,解不开绳子腰带,尿裤里,同学们围着她起哄,羞得她抬不起头。直到六年级,我才扎上小帆布腰带,那是捡鸡粪、拔牛草、朐山靶场抠弹头,换来的。
上小学时,雪天的男孩子,大都吸溜着鼻涕。女同学,大都兜里揣着小手绢。男孩子们,两只棉袄袖子,就是对付过河鼻涕的最好武器。直到五年级,男孩子们的棉袄袖子,一律像镀了金属铬,明晃晃的耀眼。升了初中,贴身的仍是棉袄棉裤,短裤是稀罕物,秋衣秋裤,想都不敢想,那是上了高中才有的。记得清明前后,男生们跑操跑热了,解开棉袄衣扣,热气腾腾,人人怀里像揣着小火炉。
雪天,我兄弟仨都穿老虎头棉鞋。那是姥姥手把手指教下,娘熬两个冬夜的针线活儿,所以印象深刻。因丢了虎头鞋,我还挨过娘的揍。记得有一个雪天,小伙伴们约着去北湾滑冰。穿胶底鞋子,滑起来,宛如燕子疾飞。我这老虎头棉鞋,是娘纳的千层底,自然摩擦力大,雪里冰上都飞不起来。小伙伴劝我脱掉鞋子,穿袜子滑会快,还真是。可飞翔过后,脚冻得像猫咬。赶忙去穿鞋,鞋却不翼而飞。怕回家挨揍,躲进嫲嫲园里的麦穰垛,睡着了。晚上,自然挨顿揍,拧青了大腿里子。第二天清早,开大门,那双老虎头棉鞋,整齐摆放在我家大门屉子上。至于谁的恶作剧,直到今日,仍是未解之谜。
但惩罚并未减,雪日再出门,娘逼我改穿蒲窝鞋。蒲窝是蒲草编的,虽暖和,却不隔水。塞上塑料纸,也挡不住雪水的浸泡,只能眼巴巴看着伙伴们溜冰滑雪。三年级时,父母用卖蔴皮的钱,给我们兄弟仨各买了双胶底靰鞡鞋。靰鞡鞋不怕雪不怕水,却透气性差,脚易出汗。跑一天下来,鞋子就让汗泡湿。第二天,湿湿的鞋子,穿起来冰碴子般凉。垫上旧报纸,容易泡烂,改垫玉米皮,才解决了难题。
小时候的袜子,一两年穿不烂。不是袜子质量好,是娘把袜子深加工了。八九岁的孩子,腿脚闲不住,娘责怪我们兄弟仨的脚“吃”袜子。买回袜子,就给纳上袜底,特别拿旧布子加厚袜跟。结果是,穿上袜子脱不下,脱下来难穿上。扔到地上,那加厚过的袜子会给人打立正。晚上娘把我们的棉鞋、棉袜摆在灶前烤着,满屋子弥漫着一股酸臭的怪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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