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明进程中 乡土中国经验的新颖书写 简评《你别说，你听我说》

□冯晓澜

新时期以降，城乡文明的冲突，震荡着人们的心灵和观念，随之改变最大的是城乡人口各自占有量的逆转。城市在飞速扩张，而乡土在日渐式微，乡村的空巢化和田土的荒凉，令人欢喜，也令人哀愁。社会转型出现的千年大变局：一方面是城市文明的高歌猛进，另一方面是农业文明的迅速衰退。前者使人们的生活质量越来越有所提高，后者让人留恋曾有过的田园风光诗情画意之乡愁。

乡愁，成为当下乡土中国经验书写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乡愁虽重要，但不是唯一的表达对象，否则，对当下乡土中国经验的表达和书写就会走向单一和单调。如何寻找新的生长点，发现并挖掘小说书写乡土中国经验新的可能性，这无疑成为一个作家欲有所作为和有所突破的前提。先有思，后才有探索带来的变。

湖南青年作家陈夏雨一直是个探索求变的创作者。他一反曾有过的城市情感写作，而将视角和心态回归到他生活过的乡村。在他的中短篇小说集《你别说，你听我说》里，不是以返观式的外视角书写乡土，而是以沉潜在场的方式建构了一个鹏河村，书写那方诗意灵性水土之上人们的辛勤劳动和人性的丰富驳杂。特别是在集子同名小说《你别说，你听我说》中，因小说现代性淋漓尽致的表达和体现，对城乡文明进程中乡土中国经验有了新颖的表达和书写。

《你别说，你听我说》以其寓言化的观照书写、狂放奇诡想象的设置营构、乡土语言朴素诗意的呈现、小说修辞反复对比象征的多重运用，以及主旨内涵因主人公易老倌“复仇”与被“复仇”对象村长之间彼此的算计，带来人性纠缠厮杀复杂幽深的呈现，而溢出单纯“复仇”的多义性，使这篇小说焕发出灼人眼目的“新颖叙事和另类文本”的异质性色彩，从而，超越了同类反映乡村空巢、留守状态和乡村政治生态单一、类型化的书写。

故事发生在虽偏远，却通班车，也能听到天上飞机声，如石磨磨米般轰鸣的鹏河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这个村，空村到只余十来个人。能走动的也就两三个，其他的“要么说不出话，要么行不得路，痴呆的占了一半”。可见，鹏河村留守的村民，毫无例外都是老弱病残，苟延残喘在日渐荒凉的村庄上。尽管人气如此势弱，却并没有影响乡村权力的运转。村长“你别说，你听我说”的口头禅，仍回响在鹏河村的上空。

这深含寓意的村长式权力话语，虽然只是鹏河村乡村权力颇为式微的存在，但它却是小说的魂魄。作者既以此为篇名作为文眼，也以它的多次反复出现，推动情节发展和刻划人物的心灵演变。这句权力话语，仿如未传递出的接力棒，时时被易老倌在内心中羡慕、觊觎、争抢。因这巧妙的设置，顺理成章，“你别说，你听我说”，无疑成为主人公易老倌返村“复仇”的内在驱动力，也成为刺探乡村生存境况和政治生态的探针，更是解剖乡村人性的手术刀。

小说开篇，年关将近，从省城返回挑着编织袋担子的易老倌，恰遇村长指挥其心腹矮秘书挖坑，好盛装石灰，准备为村长粉刷屋子。令人不爽的是，易老倌招呼村长，对方爱理不理，易老倌只好自问自答，或自言自语。由此可见，尽管易老倌穿着生怕别人没看到的好衣服，走路的气势也有还乡团胡汉山的匪气，还兼有到省城遍地捡钱所带来的城市气息，但他在鹏河村村人眼中，惹人嫌、人缘不好、毫无话语权的卑微身份并未因此而得到改变。更令人不爽的是，所挖的坑系易老倌的土地，村长连招呼都没打一个。村长散烟给矮秘书后，还顺带拿出又收回的香烟羞辱易老倌。这就导致情节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有了，易老倌与矮秘书错身而过的肢体冲突。村长虽霸气不减，矮秘书也在帮腔，但易老倌不管不顾扬长而去。二人只好用无奈的眼光追随易老倌后脑勺的份。在此，三个主要人物，易老倌、村长、矮秘书，在易老倌返村时，均已出场。在作者颇具画面感的对话和行动描写中，显露出易老倌和村长、矮秘书两派之间矛盾对立关系的苗头，也预示着后续章节的暗潮涌动。挖坑，即将选举新村长，均为后文埋下了可供小说内在情感点和人物矛盾剧烈冲突，得以爆发的伏笔。

从省城以捡破烂为生的易老倌返村后，孤身一人生活在家徒四壁和一群从城里捡拾回来的布娃娃之中。布娃娃在他眼里是有生命的。他把它们视作生命中的奇遇，陪伴着他度过了，在他看来，无疑是省城遍地捡钱的日子。回到鹏河村家里，虽冷清凄苦，但他没忘贴上两个红喜字和点上红蜡烛，还有挑回的布娃娃相伴和“复仇”的使命在身，再孤苦也不算个事。那些布娃娃，各有命名，比如：村长的老婆文娇，自己的老婆艳红、女儿嘉妹。这三个没有鲜活生命、缺席在场、被布娃娃替代的人物，折射出易老倌与村长千丝万缕的紧张关系和难以解开的心结，呈现出易老倌半疯不疯生活的“前世”，以及与村长历经几十年岁月风尘，都没能磨灭掉的爱恨情仇。易老倌常给布娃娃们开会，学着村长的口吻、步态，操练和体验着村长的权威，回忆着半生被村长压制的不幸，卧薪尝胆般欲拉下村长而坐上村长的宝座。如此构思，易老倌游离村民之封闭独处，已不再是个人独白的独幕剧，其让布娃娃开口说话和具人之常情常态，与易老倌的相互交流和作用，不仅让易老倌的心理轨迹，得以寓言般活色生香的再现，而且，让小说透现出历史与现实相扭结，所带来的魔幻色彩和智趣。这无疑是以轻写重、对现实以迂为直的有效探查。

易老倌返村的“今生”，其重大的使命，就是要竞选村长。易老倌的理性中又有非理性的成份，那就是用布娃娃去贿选。他与村长的较量，欲替代村长，无非是可以像村长一样拥有令人羡慕和敬畏的乡村权力，可以夺回被村长“霸占”的文娇（曾是易老倌追求过的女人），可以为所欲为，睡更多的女人。村民们对易老倌的贿选，一笑置之，觉得好玩，估计没人选他，投他也无妨。但矮秘书这个村长最信得过的人，却对村长发出了质疑：怎能让疯子做村长？可村长不乏理由：村里没几个人了，易老倌想做就让他做，不然，他会真发疯；自己身体也不行了，就让他冲我来吧，他是最难缠的对手；前几天带易老倌去县里检查过，说他没精神病，可以做村长。矮秘书满脸通红，当面只能微微反抗：你好假，你们都疯了。背过村长，矮秘书采取了行动，不仅罢村长的工，不再去挖坑，还悄悄报复易老倌，烧毁那些布娃娃、偷走“文娇”。村长和矮秘书结成的统一战线，被村长的私心和矮秘书渴望权力的落空所瓦解。因为，村长并没拿矮秘书这个心腹当回事，而是，不仅给易老倌办五保，还礼让或者说是禅让，终于让易老倌如愿以偿坐上了村长的宝座，以此偿还，村长自认为逼疯了易老倌的内心亏欠。

男人之间的较量，均是从利益出发的，失望之极的矮秘书怎能不愤而出手，或抵触罢工，或迁怒于易老倌。矮秘书这一角色，不仅带有权力追随者，所显现的反讽幽默成分，而且，还起着情节发展不可或缺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易老倌上任后，卸任的村长提着酒向新任村长的易老倌道喜。二人酒后的“互诉衷肠”，却让情节和角色发生错位的陡转。在村长的讲述中，半疯不疯的易老倌曾是一个极度暴力和心胸狭窄的人。这才导致了易老倌的妻死女散之悲剧。而村长不仅一心帮他妻女摆脱家暴，还一心护村，让村里平安而并非易老倌心目中真正的村霸。只不过，村长一心为村的袒护，其功过，是好，是歹，自己也无法评说。村长坦诚的交心，感动得二人相向而跪，颇有古代高士之风范。误会冰释，握手言和，心结打开。本来，小说可以在皆大欢喜中作结。然而，作者并未就此止步，将小说推向高潮，且让情节再次发生陡转。村长意外死于酒后、自己指挥矮秘书所挖的坑中，不过，易老倌暗中使了阴劲，让这意外死亡有了谋杀的嫌疑。这一切被暗中窥视、伺机报复的矮秘书瞧见，带着一群人去抓捕易老倌。值得玩味的是，村长之死，看似被易老倌暗算，实则是村长自己设的局。因为，他趁过年，喊回在外面打工的两个孙子。一反常态不要孙子孝敬的压岁钱，而是要他们为他烧钱纸、叩响头，并嘱咐他们，就当是行过孝了，他死后就不要他们回了。村长就此交待后事，可以窥见其心思的缜密。他曾向易老倌打听、请教到省城捡拾破烂，以实现二人社会角色的互换，只不过是一个向易老倌示弱的幌子。还因为，他深知易老倌的复仇心理，一有风吹草动，即会星火燎原。自己病死或被易老倌暗算，都是迟早的事。村长以心机的周密，死于开篇所挖的坑中，并被易老倌和着石灰抹进了墙里。表面看似村长成全了易老倌，实则是浑然不觉入局的易老倌，不仅几十年来没斗赢过村长，而且到村长死时，他也仍没能斗赢。二人之间的算计、较量，呈现出复杂奇诡的人性景象，让我们窥见人性厮杀之惨烈，是何其触目惊心，又是何其令人脊背发凉。

小说结局呈开放性，易老倌是否被抓住，已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读到了一个新颖和另类的文本。它给我们留下了足够思索的空间，探索其中几个人物形象所呈现出内涵的多义性。它虽兼具政治的色彩，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寓言小说。村长代表下的乡村政治，是一个故事的外壳，或者说，是小说内在的驱动力。它并没有更深层地观察、剖析乡村政治，而是着力于人性的揭示和书写。由此，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则钻探人性深度和广度、勘探人性存在多种可能性的乡村寓言小说。作者通过现实“复仇”的步步推进＋借助娃娃道具、魔幻想象对过往恩怨的回溯，构成了乡村人际生存境遇之寓言化的观照与书写：现时与历时有机交缠，所带来的共时震响，二者合力指向浑沌、深遂的人性地带，烛照了在“复仇”、权欲潜隐控制下，易老倌、村长一干人所产生的人性变异和人性复归的艰难，同时，也奏响了一曲城乡文明观念碰撞冲突、新城镇崛起与乡村淍落背景下，易老倌以及生活在那片土地上芸芸众生的人性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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