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高官们的日常烦恼

以债券、国库券各一半归还旧欠（《绍英日记》）□新时报记者 徐敏

《华裘之蚤——晚清高官的日常烦恼》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剑所写的一部通俗有趣的史学小册子，史料来源主要是晚清高官的日记。在日记中，这些身份显赫、高高在上的官员记录了他们的日常烦恼，如府上女仆关系紧张、自身遭受到病痛折磨等问题。这本书展现了何汝霖、曾国藩、鹿传霖等晚清名臣的另一面，这些历史书上的大人物走下神坛，让人们知道，他们也和普通人一样有着庸俗的世俗烦恼。

何汝霖的乡居生活烦恼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剑此前整理了《晚清军机大臣日记五种》，其间他翻阅了因为字迹潦草而尚未有学者解读的《何汝霖日记》。何汝霖（1781-1853），南京人，历任大理寺少卿、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晚年时，因回乡丁母忧，日记中记录了一段乡居生活时光。张剑这本《华裘之蚤——晚清高官的日常烦恼》中的部分章节，就以何汝霖这段时间的乡居日记为基本资料，还原了这名晚清高官的日常生活。

在这份日记中读者可以饶有兴趣地发现，何汝霖这种朝廷要员不只是为国事烦忧，也会为了家中琐事，比如两名女仆的吵架而烦恼。何家有刘妪和徐妪两名女仆，两人关系不睦，互不理睬。“二人自去年上船后即不交一言，吃饭亦不同案，住亦两屋，岂不可笑。”何汝霖在日记中如此写道，还忍不住抱怨了徐妪一番：“徐妪多言而燥，哓哓不休，令人生厌，而其作事尚不过滑，故可容之。”可巧乡里还有一个爱搬弄是非的陈嫂，和徐妪凑在一起家中难免鸡飞狗跳，不得安宁。不过对于这样的女仆，即便是心中多有不满，何汝霖也只是“忍之而已”。

张剑的解读并不仅仅局限在将何汝霖日记中的细节呈献给世人，也从社会文化史和风俗史的角度分析原因。在何氏日记中，这些仆人并非一个个低贱的符号，而是各具性情的普通人。尽管何汝霖私下常常大发牢骚，表面上做的还是“忍”字功夫。“这除了何汝霖的君子雅量之外，也可能因当时社会制度与风俗使然。这些仆人虽然在何家服役，但是是属于有‘主仆名分’，期满即获得自由的雇佣工人，不是那种世代服役、无独立人格的奴婢。所以何汝霖也不会轻贱其身。”张剑如此分析。

在日记中，何汝霖还大大吐槽了那些可笑又可气的亲戚们。有这样一个官居一品、位高权重的要员回乡，沾亲带故的亲戚朋友们无不磨刀霍霍，期以有济。这让他觉得难以应付：“各处帮项已付三四十处，约二百馀，而来者仍众，奈何奈何。又知朱、况二生窘而未启齿，赠以十五金。”“求助者坌集，与索逋等，可笑可气。”还有一些贪得无厌的亲戚，被何汝霖形容为“形同猫狗，忝然不耻，真非人类。”

除了琐事之外，何汝霖日记中还记录了江苏水患以及当地吏治风俗败坏的情况，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他在日记中无所顾忌地说出：“人心叵测，可恶可畏，居乡诚不易也。”他的记载让人们看到官员乡居生活的另外一面。

曾国藩和鹿传霖的疾病记录

人食五谷杂粮，难免会生病，即便是位高权重的晚清高官也会被疾病所困扰甚至折磨。张剑从几名晚清高官的日记中选取了有关疾病和医药的部分，意在通过这些内容揭示名臣作为病者的经历和感受，并借此对人生相关问题有所思考，尝试在人物史与医疗史上作出一点探索。

曾国藩的祖父曾经留下一条家训：“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有一条民谚也说：“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大意是生了病不去治疗，依靠自身机体也能恢复，至少相当于得到了中等医疗水平的诊治。曾国藩晚年疾病缠身时，对服药不服药的态度有过几次反复。咸丰十一年四月，曾国藩的癣疮之症大发，全身奇痒无比。他在日记中记载：“疮痒异常，意趣萧索。”“遍身疮痒，寂然寡欢。”“变体疮痒，两手作疼，不能作一事，终日愁闷而已。”

从日记中可以看到，四月染病后曾国藩一直坚持没有吃药，显然癣疮始终不见好，十月时他终于开始服药。起初药物减轻了他的痛苦：“睡后，颇能成寐，或服地黄之故也。”“身上虽痒，而不似前此之若有芒刺者，殆服药有验耳。”十月、十一月间，药物似乎效果明显。然而，病魔的反扑很快击溃了他对医药本来就不牢固的信心，这年年底他的癣疮之疾更加严重。不过到了同治元年二月，他的癣疮忽然不药而愈，他自己在日记中也发出了“不知何故”的疑问。饱受疾病折磨并且反复在服不服药的问题上纠结的曾国藩，最后得出了“药物不可尽信，亦不可不信”这样辩证的结论。不过即便是晚年又患过伤风、眼疾以及疝气等疾病，曾国藩始终在用药问题上犹疑不决。

有的高官在日记中极少提到自己的病情，比如廖寿恒，而另一位军机大臣鹿传霖，却如流水账一般记载着自己的痔疮与便秘。清朝末年，年逾古稀的鹿传霖依然为了国家大事奔波劳苦，实际上他的身体早已不太健硕。非常罕见的是，这名高官在一年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自己出恭的次数和情况，从记载中可以推断他患上了严重的消化道疾病。

张剑特别提到的是，这些晚清重臣日记中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其中也不乏军国政务以及官员人际关系等内容。“生老病死，正是一个自然人生命历程中的必然和最切身的遭遇。再高贵的灵魂，再伟大的事业和再惊人的才华，也要依赖这具皮囊。”在张剑看来，日记本来就是私人化的记录，曾国藩的癣疮，鹿传霖的便秘等记载，看似不雅，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是大人物的另一面日常镜像。

为经济窘迫而头疼的绍英

绍英是满洲镶黄旗人，晚清高官，辛亥革命后充任溥仪宫中总管内务府大臣。绍英有记日记的习惯，虽经过动乱仍保存下来有33册之多。这些日记记载了1900年-1925年动荡的时代影像。

阅读绍英日记时，张剑最大的感受就是其中时时流露出来的乱世凄惶和穷途末路感，以及经济上的支绌和窘迫感。“民国政府、逊清皇室以及绍英本人，似乎整日都在为没钱发愁。”张剑写道。事实上，北洋政府的财政确实是靠庞大的外债和内债支撑。绍英长期担任晚清度支部主要官员及逊清总管内务府大臣，对经济数字比较敏感，所以日记中涉及银钱事宜，一般会详细记录，可以作为研究逊清皇室乃至民国财政状况的有用史料。

绍英在日记中写道：“饭后四点钟，至石大人胡同袁大总统处，见，略说内务府用款事，允为拨给，但宜随时拨用，若多拨恐办事人生心侵蚀。”“世中堂谈内务府欠领部款、欠外各款筹拟抵补之法，已行文度支部，应由度支部请总统酌夺为宜。”“进内，与世中堂商议致理财部公函，为请拨足正月分应拨卅三万馀两事。”此前民国政府答应给逊清皇室充足的优待经费，可见这笔经费从一开始就没有及时拨付过，作为逊清皇室内务府大臣的绍英，不得不多次请求民国政府拨款。据其他史料记载，到民国五年，这笔经费已经拖欠了六百多万两；民国七年，已经拖欠超过千万两。

即便是逊清皇室从民国政府那里领到一些经费，也常常以纸币或者债券抵顶，这些币券随着通货膨胀不断贬值。这使得逊清皇室的财政越来越窘迫，以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溥仪大婚费用一减再减。绍英日记写道，“典礼处具奏大婚典礼共享银二十九万一千七百五十六元。”这与花费了1100万两白银的同治婚礼和花费了550万两白银的光绪婚礼相比，实有云泥之别。

一边催促请求民国政府及时拨款，逊清皇室一边也想了一些开源节流之策。比如租房卖地来弥补经费之不足，以及压缩机构、精简人员，最后甚至不惜卖古董文物，或以大批的珍宝玉器为抵押向洋行借款以维持开支。绍英日记中也有相关记载：“皇太后谕令：所有皇室所属各衙门应裁应并，通盘筹划永久之计，随时会同醇亲王妥商办法，奏明办理。”

在历史更新换代之时，绍英记载的这些经济活动真实反映了民国政府和逊清王朝的发展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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