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春亮案背后：“噩梦”未醒的家庭 日渐“空心化”的村落

津云新闻微信公号9月23日消息，前后杀死3人、重伤一名儿童的曾春亮被抓获归案后，拥有2300人的山砀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一个月前漫山遍野搜捕犯罪嫌疑人曾春亮时警车来回巡逻带来的紧张，早已从村中消散。

然而，在一切表象复常的背后，因曾春亮所犯下命案而改变的家庭，以及他自己有限的人生足迹在所在村落、街道以及亲人间留下的裂痕，还远未弥合。

曾春亮案的发生，虽是极端个例，但也是农村基层治理、刑满释放人员重入社会等社会治理议题的一面镜子。我们不禁要问，农村基层工作应当从这起案件中获得哪些启示？

被命案改变的一家人：悲伤的“新日常”以及对流言的无力

8月8日，江西省抚州市乐安县山砀镇山砀村发生重大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曾春亮带着刀和铁锤潜入一户康姓人家房中行凶，致使两名老人死亡，一名7岁儿童受重伤。5天后，逃亡中的曾春亮竟然又回到自己的老家厚坊村的村委会，将驻村干部桂高平杀害。8月16日，曾春亮被抓获。

康乐和父母的合影

去世的康氏夫妇的小女儿康乐在得知父母被杀害的消息后，迅速从深圳赶回了山砀村家中。由于多日周旋于父母后事、案情调查和外甥伤情等事务之间，康乐的脸色有些发黑憔悴。而她的姐姐和姐夫正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陪着刚刚恢复意识、正在做多项康复训练的儿子远远。

相比于身体上的消耗和疲累，家庭成员的横遭不幸，让康家人的生活状态相比以往有了更多颠覆性的变化。

在山砀村，康家属于收入较为不错的人家。近年来，63岁的康健和大儿子康强在镇上经营企业。康乐的一位堂兄表示，去世的康健和儿子康强在县里一共开了两家企业，主要做的是水泥构件，“水泥构件厂主要服务于农村，这几年国家不断在推行高标准农田建设，田里的路、灌溉系统等都要改建或重建。康健是高中毕业，脑子很活络，很早以前就发现了这个商机，企业最红火时，订单不断，厂里的机器都是转个不停的。父子俩经营企业这些年，让家里的收入在村里还算是中上吧。”

更为难得的，与村里大多数人没怎么读过书的情况不同的是，康家三兄妹中的两个妹妹都读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均来到深圳工作。在康乐看来，父母生前一家人还算殷实的经济条件，首先与父亲康健重视教育、本身也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观念分不开。“我爸爸今年63岁，但却是高中毕业，这在同龄人中很难得。爸爸对我们兄妹三人的教育很上心，我们上学时，他经常和我们沟通，督促我们学习。”康乐回忆道。

“爸爸算是非常与人为善的人，与村里大多数人爱打麻将不同，他爱好下象棋、钓鱼等，家族的小孩有要中考、高考的，他还会积极帮着参谋。几年前，爸爸还给山砀镇捐过几千元的救助基金。至于我妈妈，任谁到我们周边邻居去问问，都能知道她是一个从不与人争执、有时甚至是委屈自己的人。我7岁的那个外甥远远，原本和我姐姐姐夫在深圳生活，暑假才刚回来没几天，竟然就遇到了这种事。”康乐表示，对家人的遭遇，她和家人觉得像做了一场噩梦，至今还没有醒。

被曾春亮多次击打的7岁男孩远远（摄于远远受伤两周后）

对康乐一家人来说，原本和睦美满的一切都被曾春亮毁了。曾春亮被抓获当日，她和家人给父母下了葬，但此后的一家人不仅仍然沉浸在悲痛中，还被因命案而纷至沓来的事务笼罩。家人的生活节奏被彻底打破，取而代之的是频繁地配合后续调查、被各个部门问话、追究警方可能存在的渎职责任，以及对7岁孩子远远无辜重伤后能否康复的忧心。立案、上访、司法程序、赔偿金……这些原本完全不会想到的事情，已经成了一家人悲伤的“新日常”。

应接不暇的事务性工作，再烦扰也能触摸得到，可以一件件去做，而对于流言的攻击，康家人的争战则显得力不从心。

在曾春亮出生和生活过的山砀镇白石村、厚坊村，以及他在今年出狱后曾多次逗留的丰城市蕉坑乡，当被问及曾春亮为什么要杀人时，很多村民称，他们更认同“康家被杀害的人原本和曾春亮认识”“被杀村干部可能做了对不起他（曾春亮）的事”等说法。事实上，多数村民表示并不认识曾春亮。还有多位村民在采访中表示，他们相信“早年间被杀害的康氏夫妇的大儿子康强和曾春亮在浙江一同抢劫了金店被抓后，曾春亮一人顶了罪。今年刑满释放后，曾春亮找上康家，希望他们补偿，遭到拒绝，遂起了报复心思，残忍杀害二人”这一说法——即便这一说法已经被当事人及裁判文书网的判决书证明是谣言。

康家人对这些流言心知肚明，但也陷入了深深的无力感中。“现在网络很发达，上面有什么言论我们都能看得到，有些很离谱，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有没有心！”康乐愤怒地说道。

某种程度上，这些谣言和命案一样，都在他们原本悲伤的心里又狠狠地扎上了一刀。

曾春亮的兄弟姐妹们：都没怎么上过学，姐姐不想再管他，弟弟不愿再谈他

曾家有六个孩子，现年44岁的曾春亮排行第四。他们的母亲因为最后一次生育而患上了某种疾病。曾春亮的父母于2002年前后相继因病去世后，其老家厚坊村原来的房子也拆除了，如今只剩下一片荒草。

厚坊村一位70多岁的曾女士的家恰好位于曾春亮一家房子旧址的正前方，他们曾是邻居：“我认识曾春亮的父母，他们都是好人，但就是对孩子上学读书没那么坚持，孩子能给家里干活时就干，到了能自己去外地打工的年龄就放他们去。曾家几个兄弟姐妹都没怎么上过学，好一点的也就是上了小学但没毕业，老四曾春亮更是一天学都没上过，因为他擅长抓泥鳅，能给家里带来“快钱”。”

像曾女士一样，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对曾春亮过去在村里生活的事还有一点儿印象，一位60多岁的女性村民回忆道，与曾家的大姐曾芳一直生活在白石村不同，曾春亮去外地讨生活的时间很早。她还清楚记得，在还没坐牢前，曾春亮曾经借钱给厚坊村外出打工刚回来的人应急，此后近二十年里，就没怎么再听到过他的消息。

距遇害的康氏夫妇所居住的山砀村约10公里车程是一座名为白石村的小村落，曾春亮的大姐曾芳如今和丈夫居住于此。白石村多名村民回忆称，曾春亮虽然不是出生在这个村，但也曾经与亲人在村里生活过一阵子。

白石村

在白石村的一处木制平房前，记者见到了曾春亮的姐姐曾芳。听到记者的身份，她先是表示“别都来问我了，我什么也不知道，不认识曾春亮这个人”，随后侧过身去停顿了约半分钟，缓缓说道：“是姐姐又怎么样？什么也管不了，也不知道他想些什么，不想管了。（曾春亮的案子）让警察去办吧，该怎样办就怎样办。”随后，曾芳拒绝再回答有关弟弟曾春亮的问题。

曾春亮的弟弟曾平如今在浙江台州打工，他回忆起哥哥入狱经历时表示，此前曾春亮因盗窃罪坐牢时，他和家人都会去监狱探望曾春亮，但对曾春亮两次坐牢以及这次为何杀人，他始终闹不明白。“我们问了他好多次为什么会坐牢，他都不讲，至于这次为什么要连续杀人，我们也很想知道。”曾平也表示，哥哥曾春亮没有文化，年轻时与别人起过争执，“如果读了书，可能会不一样。”

日渐“空心化”的老家村落以及东飘西荡的刑满释放生活

与山砀镇最大村子山砀村的户籍人口2300多人相比，白石村规模较小，只有900多人，但和山砀村类似的是，村里大部分年轻人都到了广东、浙江和福建等江西省周边省份打工谋生。村民表示，近几年，村里年轻人往大城市走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加上村里孩子读到中学以后往往都会去乐安县县城里上学，更让村里变得“人烟稀少”起来。

据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信息研究所一份研究显示，江西是我国农业劳动力输出大省，2006-2015 年，农村外出务工人数总体呈逐年上升态势。该研究估计，“十三五”期间，江西省至少有4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定居和就业，这使得人口结构视角的空心化现象更为严峻。

在上述研究调查的100个江西村庄中，总劳动力79930人，其中外出务工34777人，外出务工人数占总劳动力43.51%，青壮年基本上都已“逃离”农村；留守农村劳动力45153人，比重超过50%，己经很难看到传统意义上的“庄稼汉”，取而代之的是“386199”部队（语自三八妇女节、六一儿童节和九九重阳节，用以代指妇女、儿童和老人组成的群体）留守耕作，且兼业户现象严重，全职从事农业者非常少。

在白石村，近几年的趋势同样如此。白石村很多村民用打工攒下的钱在村中盖了三层小房，看起来很气派，但几乎无人在家久居，非年节的日子里，村中显得异常安静，只偶尔传出老人开门踱步的声音，以及各家鸡犬之声。整个村最显眼的建筑，除了远处山上几架风力发电机外，就是一座高度和占地都远超村里一般民宅的“易氏宗祠”。

白石村中的易氏宗祠

白石村一位将近70岁的大爷介绍，易姓是村中大姓，这座易氏宗祠是前年建成的，共花费130多万元，这笔费用的来源除了风力发电企业占用山顶所补偿村里的一笔款项外，还由村里所有姓易的男性村民每人出了1000多元。两年来，这座上下两层、带玻璃天窗的祠堂只有在村中开会时临时使用，室内的门户上结了几层蜘蛛网。“最近来人的一次，是前一阵儿搜捕曾春亮时，警方把空着的祠堂征用作了临时住处。”老人说道。

老人并没有明确提及如今村里大多数家庭的年收入是多少，他甚至不知道村里现在究竟脱贫了没有。事实上，直到去年4月摘帽为止，整个乐安县都是国家级贫困县。

距离白石村十分钟车程的厚坊村是曾春亮出生并长大的地方，这个由新村和旧村两部分组成的村子，只有不到300人，且几乎所有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了，白日里一眼望去，整个村子几乎看不到什么人。除了放暑假在家的孩子们外，村里基本上只有五六十岁以上的人居住。

“村里可能也就二十几个人还在吧，年轻点、能干体力活的人都去外地省份打工了，大多是进厂子做螺丝、做书包。”厚坊村的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说道，“我们这一带很多村里，现在年龄在四五十岁的人都没怎么读书，这种情况太正常了。当时家里都穷得很，一家子五六个孩子，当爹妈的怎么可能供得起孩子们上学呢？”

曾春亮父母健在时一家人的住处已成为一片杂草

相比于两座村子里老人们对曾春亮的遥远记忆，曾春亮于今年5月刑满释放后经常出没和活动的地方，有着更多认识“现如今的”曾春亮的人。其中，蕉坑乡村民中认识曾春亮的为数不少。蕉坑乡毗邻乐安县最北端的山砀镇，已隶属于丰城市，曾春亮出狱后，经常来这里的集市活动，也认识了一些当地的居民。

蕉坑乡一位和曾春亮交谈过的村民表示，他觉得曾春亮此人性格有些直，不会绕弯子想事，或许是这种思维方式，最后引导了他行凶杀人：“我跟他说过几次话，算是认识了。我看了这件事的新闻报道，他那个人，如果真说了“敢报警就回来杀死你们”之类的话，说不定真的会一根筋地去蛮干，他就是有点一根筋的性格。”

位于蕉坑乡集市东端路口处的一家名为“满堂红大酒楼”的饭店是曾春亮经常光顾的地方，饭店老板杨先生还记得店里这位食客，“他今年经常来吃饭，也来我们楼上住宿过。”

曾春亮出狱后常去的蕉坑乡某酒店门口的悬赏通告

杨先生印象最深刻的是，曾春亮的手头看起来并不宽裕，“他爱看别人打扑克牌，但自己从来不打，因为他根本没有闲钱。来吃饭和住宿时，他倒是每次都会给钱，但能看出手头经常很紧，我们当时想这也正常，毕竟他刚出狱，什么活都没做，手里的钱应该也是亲戚朋友给的。”杨先生回忆道，“他没什么钱时，就会点一份炒苦瓜，再来点辣椒下饭，毕竟这算是便宜的菜了，有时他钱不够时，我们还给他便宜一些。”

曾春亮手头没钱，但厚坊村有村干部曾要给他介绍工作时，他以工资待遇低、刑满释放人员身份会受歧视等原因拒绝了。8月13日8时25分许，58岁的驻村扶贫干部桂高平在厚坊村村委会大院内遭到曾春亮杀害。

曾春亮被抓获后，厚坊村村委会门口仍拉着警戒线

桂高平遇害一周后，厚坊村村委会的大门仍然紧闭，门口仍如桂高平遇害当天一样拉着警戒线，但村委会的布告栏上已看不到曾春亮犯下命案留下的痕迹，仅有的一张告示上通报着一位村民经多次劝说仍然不赡养老人的不孝行为，警示着村民引以为戒、孝敬父母。

让外来人略感奇怪的是，厚坊村这处村委会驻地距离其下辖的厚坊村新、旧两片村子的每个组都颇有一段距离，但尽管距民居较远，这里仍是村民常来之处——每日唯一一班到山砀村和航桥村等邻村的城乡公交车以此为站，这是厚坊村村民到邻村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

厚坊村村委会驻地也是村里唯一的公交车站

据媒体报道，桂高平在厚坊村其他同事眼中总是“笑嘻嘻的”，厚坊村一位村干部表示，桂高平为人和善，说话都不会太大声。还有人向媒体回忆称，桂高平驻村期间，遇上需要去县里医保局办手续的村民，为减少对方跑远路的麻烦，还会主动接下对方材料代办。

据了解，山砀村村委会康主任也曾给曾春亮介绍过一个工作，同样被他拒绝了。“多年以前曾春亮还没进监狱时，我就认识他了。他今年出狱后，我给他介绍了一个在宁波某工业园区的工作，每个月工资4000元，他去了三四天，又回来了，理由是嫌工资太少。”康主任说道。

帮扶刑满释放人员融入社会，基层或许可以做得更多……

曾春亮前后两起行凶杀人案发生后，其刑满释放人员的身份受到了公众广泛的关注。曾春亮出狱后曾多次表达“刑满释放人员找工作受歧视”这一观点，其在出狱后的两个月时间里，始终处于居无定所的状态。一些观点认为，曾春亮最终走上非法入室、杀人的道路，与当地村镇对刑满释放人员缺乏行之有效的管理有关。

命案发生后不久，山砀村村民新加装了防盗护栏

对此，山砀村村委会康主任表示，几个村委会的领导在命案发生后多次到镇里开会，但目前没有形成针对曾春亮案这类恶性刑事案件的应对预案，“有些东西也不是我们基层可以拿出来的。”

针对如何帮助刑满释放人员重新融入社会，特别是在村、镇的“熟人圈子”里，如何做到更好的帮扶，减少其再次犯罪的隐患，天津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刘志松认为，曾春亮一案虽是个案，但其在刑满释放后的生活以及他最终走向再次犯罪的结局，反映了刑满释放人员的衔接管理问题。我国《监狱法》对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工作有原则性规定，各地方也制定了若干规范性文件来规定刑满释放人员出狱之后的管理帮扶问题。

“具体到村、镇一层的基层管理组织，首先要做好相关人员的接收工作，建立电子信息档案，认真做好刑满释放人员相关资料信息的登记并进行核实。其次，相关单位应对刑满释放人员积极进行联动帮扶，例如民政部门对有生活困难的刑释人员依法依规予以救助救济；劳动就业保障部门对刑释人员进行就业辅导和就业推荐；司法所对刑释人员继续进行跟踪教育，考察其法律和思想认识水平。此外，村、镇一层的基层管理组织还应对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危险性进行评估，关注其一段时间内的表现情况。”刘志松说道。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宝义认为，曾春亮曾长期在监狱中生活，刑满释放后，他的劳动技术暂时不适应当前社会的需求，重新融入社会有一个缓冲期。对此，监狱系统、村基层组织要做的，是帮助他度过缓冲期。

“首先，早在刑满释放前，监狱就应该分析了解服刑人员有何特长，引导他选择出狱后的工作监狱系统和农村基层组织之间需要有一个对接；其次，对曾春亮这样被释放后没有工作、也没有住房和积蓄的人，应该及时纳入低保体系；此外，以很多其他城市和农村的经验，还可以设置一些公益岗位，来暂时安置刑满释放人员，但农村在这方面落后一些，有些制度可能还做不到。”张宝义说，“总体上，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要把刑满释放人员当作普通人来对待，不能贴标签。必要时，还应该派专人进行心理辅导。要发挥政府、社会组织的帮扶作用，要让刑满释放人员认为自己确实有价值。”

江西省公安厅督查办回复“乐安警方无渎职，流程有瑕疵”

专家：村镇的治安保卫工作不应仅仅依靠基层警方

命案发生后，受害者康氏夫妇的家属多次质疑当地警方在曾春亮7月22日闯入家中至8月8日命案发生的这段时间里没有对曾春亮进行控制、问话和教育，其不作为导致了最终惨剧的发生。

遇害的康氏夫妇家

康家人表示，针对乐安警方在此案中是否渎职，被害者家属请求了由异地有关部门负责调查。近日，康乐告诉记者，江西省公安厅督查办回复他们称，乐安县公安局在此案中不存在渎职问题，但存在流程上的瑕疵问题。

江西省公安厅督查办告诉康乐，乐安警方办案中存在的瑕疵主要包括两点。一是没有提供立案通知书；二是没有最大地保证报案人的知情权，即7月22日第一次报警、7月23日再次报警后，直到命案发生的8月8日，警方都没有给康家人任何反馈。

基层警方的治安责任，在曾春亮犯下的这两起命案上，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

而在专家看来，村、镇的治安保卫管理工作不应该仅仅依靠基层警方，而是应该让村镇基层组织和基层警方形成一种综合联动体系。

“村、镇基层组织负有协助司法机关预防和控制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基本的基层治安秩序和有序社会环境的治保职能。村、镇基层组织应当与基层警方积极建立综合联动体系，依托乡、镇综治中心和综治力量建立治安联动指挥中心，让公安干警和综治人员实现无缝对接、有效联动，从而可以有效缓解警力不足问题。”刘志松介绍，“农村地区相对来说比较广袤，警力、监控设备等治安防控力量相对薄弱和缺乏，所以，农村基层的治保不能仅仅依靠基层警方，应当依托乡、镇综治中心与警方建立联动体系。这种机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就人、事、物等各个管理环节进行不断探索和完善。”

山砀村

张宝义认为，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角度考虑，曾春亮一案既有他个人的特殊性，又反映了一些普遍性的综合机制问题。事实上，防范这种恶性刑事案件的发生，或者说避免案件从最初的非法入室到最后的连续命案，仅仅靠执法部门，也就是当地基层警方是不够的，要做到共建、共治、共享。

“例如，现在全国很多农村都成立了村两委联席会议制度，以乐安县山砀镇所发生的命案为例，这一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由村两委联席会在受害者康家第一次被曾春亮侵入后提前介入，找双方特别是曾春亮谈一谈，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制止事态恶化的。当然，就曾春亮“敢报警就上门杀人报复”这句威胁，警方很难想到后来真的会发展成命案，但他们应该及时找到这个人，及时上报、沟通。”张宝义表示，现在中国的大多数农村，“道德的力量”在实际的基层治理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将来在这方面要做的，就是树立起广大农村老百姓的法制观念，在治理中，由“道德的力量”向“法制的力量”不断转变。（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原题为《曾春亮案背后：“噩梦”未醒的家庭，和日渐“空心”的村落》）(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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