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信用社的故事

有些事情永远也走不出记忆中。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是农村集体金融组织，也是国家银行对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集体经济活动，实行现金管理的基层组织。在生产大队设信用分部，或称之为信用站，隶属生产大队，金融业务由公社信用社具体领导和管理。我有幸干了几年大队信用站的工作。和大队干部一样，享受生产队全劳动力年平均工分，每个月还有六元钱的补助，年底还有几十元的奖金。那几年，我们生产大队党支部一班人，抓经济建设很有办法，农业粮食连年增产，超额完成国家公购粮任务，副业生产搞的有声有色，有纯现金收入，牧业生产除了完成国家下达的活羊、羊毛、羊皮、生猪、鮮蛋等各项任务，年底收入可观。到年底生产队决算，各生产队差异不大，最少的一个工分值在七、八毛钱，多的超过一元。每年年底腊月里，便开始逐个到各生产队，给社员兑现分红现金。在做好现金管理的同时，主要是动员各家各户存钱。存的钱多了，我能超额完成存储指标，奖金就能增加。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都是乐哈哈的，算盘拨的噼里啪啦响。公社信用社下来帮助我搞决算分红的社领导，陪着我高兴。其实，他也暗自高兴，大队完成了任务，完成公社任务也就有了保证，他的奖金也要增加。

一角纸币

记得刚接任大队信用站工作，账册单据、抽屉钥匙到我的手中，负责监交的公社信用社主任，用很严肃的口气对我说：“一分钱都要公私分明！”我也是很自信的承诺：“保证做到”。以后的几个月里，公社信用社来人突然盘查库存现金，从没有出现误差。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刚刚发完上半年生猪兑现款，记完现金流水账，盘了库存现金无误。第二天上午，公社信用社主任来了，院子里放好自行车，进来屋里。我拿起暖水瓶要倒水。主任说，“不急，先开抽屉”，我是很自信地打开抽屉，取出账薄递给主任，他看完账面余额，便数钱。数了一遍，眉头一皱，又数了一遍，对我说“你自己数”。我边数边看账面余额，账面余额是6.88元，而抽屉里数来数去是6.78元，少了一角钱。主任板起面孔说“是不是去买了五盒火柴，忘了？”我赶紧解释说，“这个抽屉里的钱，真的，我肯定没有动。”主任说，“那是怎么回事？你再好好想想！”我想了想对主任说，“我再复核账本，查一查”，主任答应了，但口气很认真，“一定要公私分明”。我用整整一天时间，没有从账面找出问题。第三天早上，收拾房间打扫卫生，在桌子下面的桌腿旁放着一张一角纸币，我记起来是怎么回事了。赶紧去摇摇把子电话，给主任汇报，“一角钱在哩，桌子下面哩”。主任知道我的为人，也很高兴，说了句“那就好！”

以后的岁月里，看到一些人拿公款去办私事，公私不分，从内心深处很是厌恶。

一百块钱

有一年，全大队各个生产队都是粮食增产，副业增收，年底决算，最低的工分值都在一块钱以上，全大队分红款超过十五万元。为了保证大额现金调动不出问题，公社信用社下了硬指标，存款必须超过十万元，那就是说要三分之二的现金回笼，并派来一位副主任帮助我。从腊月二十几开始，紧紧张张的几天，任务基本完成了。剩下的一个生产队，能存款多少，就是超额指标任务多少。已是腊月二十七了，晚上去队部发钱，分红超过百元的，是重点动员对象，让他们尽量多存一点。一边填写单据、存折，副主任在一旁盯着看。不到三个小时，四十多户社员的钱都发完了，存款近两万元。回到大队部，核账盘库存现金，存单合计1.99万元，盘查现金1.98万元，库短100元。两个人又是一遍、两遍、三遍，还是这个数。这个结果，就是意味着多给出去了一百块钱，也不知道给谁了？已经过了午夜，只好收拾账薄单据，明天再查。以后的几天里，把几个生产队的社员决算表和存款单据全都翻了一遍，脑子里全是账薄单据，以及各种票面的人民币，整整一百元，应该不会多给啊。大年初一在家里半天，下午就到大队部，继续翻账薄单据，一户一户的看。终于发现了问题，就是最后的这个晚上，去的这个生产队有位李姓社员，决算表上分红款是一百多元，而存单显示存款两百元，这不正常，也不可能。副主任也是心中不安，刚好来了。听我一说，他便立即出门，边走边回应，“我去问问”。不到一个小时，副主任满脸喜色回来，一进门就说，“没有短款，单据填写有误，存折对着呢”。原来，当时填写存单时，因为超额完成任务了，有点儿得意忘形，本应该填写一百元，误写为两百元，账款不符，表现出来就成库短现金一百元。我对领导说，“自己的粗心大意，让领导的年也没过安稳”，副主任高兴地说，“没短款就好，个人不受损失，社里没有事故记载，这个年也有意义。”

四十多年过去了，往事只能回味，成为淡淡的印象。但是这两件事，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成了我给孩子们经常讲的故事。

□张恩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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