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写《我的二本学生》记录“二本生”奋斗和迷茫

《我的二本学生》。

黄灯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不可否认，能进入几十所光彩夺目的重点大学，还是少数，更多的都是走进数量庞大的普通 二 本 院校。在开学季，作家、高校教师黄灯把对二本学生的观察、思考，写成了一本书《我的二本学生》，该书于2020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引发众多关注和讨论。1个体访谈倾吐生活经历 新书呈现一个群体的生命境况

1995年，黄灯毕业于湖南一所地方院校，按今天的划分，算是二本院校的学生。2005年，黄灯取得博士学位后，进入广东F学院（二本院校）当了一名教师。从教15年来，花名册上显示她教过的学生约4500人。其中，她还分别于2006年和2015年，当过两个班的班主任。长期的课堂教学以及课后的师生交流，使黄灯成为这个群体命运的见证者。

黄灯任教的广东F学院，尽管处于经济发达的广东地区，但从生源而言，接近一半来自广东的粤北、粤西和其他经济较为落后区域。黄灯的学生，大多出身平凡，要么来自不知名的乡村，要么从毫不起眼的城镇走出，身后或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有一个下岗的父亲，以及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和学霸“一线城市、高知父母、国际视野”的高配家庭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他们所上的大学毫不起眼，但他们可能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是寂寥村庄的最亮光芒和希望。

但黄灯发现，这些二本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尤其是严酷的择业竞争中，有着触目可见的天花板。“根据我的观察，在中国大学的层级分布中，不同级别的大学，学生去向会对应不同的城市。顶级大学对应的是全球最好的城市；重点大学对应的是一线城市、省会城市；一般大学对应的是中小城市、乡镇甚至乡村。一层层、一级级，像磁铁吸附着各自的隐秘方阵，干脆利落，并无多少意外发生。”

于是，黄灯想弄清楚一个问题：相比她自己，在过去二十多年里，那些起点像她一样的二本学生，到底面临了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又承担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压力？她还想知道，“学生背后的社会关系、原生家庭，以及个人实际能力，在就业质量中所占的具体权重。如果其权重越来越被个人实际能力以外的因素左右，那么，对大学教育的审视，将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命题。”

《我的二本学生》中有很多一个个具体学生的采访日志。在这些用学生名字命名的章节中，大量的个体访谈向读者倾吐着他们的高考经历，他们对于大学城市生活的生疏及对于就业的慌张等。他们彼此之间的社交距离，和这个社会的彼此认识过程；他们与父母兄妹之间交流的阻和畅，与故园乡土的亲和疏；他们对于网络文学和游戏的依赖，对于新媒体时代的适应和迷失；他们对于考公务员和考研之间的权衡，对于安稳和漂泊的抉择。所有这些鲜活的带着呼吸的陈述，全方位地呈现了二本学生的挣扎与拼搏。在这些极为细致和具体的生命切片中，我们看到的已不再是二本学生，而是八五后、九零后这一批年轻人。

在这种意义上，《我的二本学生》打开和呈现了一个群体隐匿的生命境况，是有关年轻个体的生命史和心灵史。2本科大学生有何变化？ 压力变大，更认同商业准则

黄灯还特别将自己1992年上普通二本大学与现在的普通二本大学生进行了对比。她写了一个细节，在所有这些学生中，十几年来，从未有一个人给过她“惊吓”——类似于她自己上大学时曾经给过老师的那种：1992年下半年，新学期开学不久，黄灯一时调皮，想跟英语老师开玩笑，于是趁下课时偷偷往那位女老师讲台上放了一条纸做的假蛇。那位女老师很怕蛇，被吓了一大跳，当场停课，要揪出始作俑者。黄灯满脸通红承认了错误，不过老师丝毫没有为难她。“但十几年来，从来没有一个孩子，曾经像我一样，和老师有过一次意外的遭遇。”黄灯写道。两相比对，她认为最大原因是生活压力的变化。

在多年的从教生涯中，黄灯注意到：她的学生和自己的大学同学相比，确实更认同商业的准则，也更拥有做生意的勇气。“很多时候，我甚至就是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客户，我办公室里永远擦不完的皮鞋油，吃不完的茶叶、红枣，还有丝绸被、洗发水，都来自学生的推销。”这种全新的师生关系，完全颠覆了她以往对大学师生关系的认知。3写作中曾有压抑和沉郁 但“年轻人足以迸发出各种可能”

十多年前，黄灯教的学生毕业后很少人考研，得益于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金融院校的专业优势，以及广东地区发达的经济环境，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就业环境。如今，考研和考公务员的学生越来越多，这也与全国高校毕业生的选择基本同步。时代继续前进，改变从未停止。

15年一线教学经验的分享，4500个学生的长期观察，10年的跟踪走访，两届班主任工作的朝夕相处，近100名学生的现身说法，使这本书成为了新加入二本院校学生的入学指南，那些师兄师姐付出汗水泪水积攒下来的经验教训，也许会节省这些学生实现人生跨越的时间和精力。

在《我的二本学生》序言中，黄灯也坦言自己的忧虑，“作为从教者，我亲眼看见全社会最应具有活力的青年群体，越来越多的年轻个体回退到更为封闭的网络世界。不少学生认定今天的便捷和丰富理所当然，今天的失衡和坚硬也理所当然。他们不追问高房价的来由，难以感知各类存在的差异，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手机、网络、信用卡的时代，也无法想象一个不用租房、没有房贷、教育成本低廉的时代。”尤其是，“在写作过程中，因为不同时代对照所产生的反差，以及诸多个案中一次次确认学生命运和背后家庭之间牢固的正向关系，我内心陷入了不知所措的茫然。在进入他们背后更为真实细致的生存肌理，目睹他们日渐逼仄的上升空间，以及种种难以突围的生存场景后，我内心确实有着难以排解的压抑和沉郁。”

尽管这些年轻人的奋斗夹杂了无数心酸，但他们蓬勃的生命力，依然呈现出了生命本身蕴含的创造本质，让黄灯感到欣慰，“他们努力、认真、淡定，有着无法想象的韧劲；他们蕴含的巨大力量，足以迸发出各种可能。无数个体的努力，正悄悄改变群体的命运，并事实上推动社会更为稳固的站立。”

黄灯是近几年非虚构写作领域中备受关注的作家之一。2016年1月，黄灯发表《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以一个博士儿媳妇的角度，关注农村的留守儿童、养老、医疗等基层问题，经新媒体传播，引发全国乡村话题大讨论。此后，黄灯陆续对自己的亲人做了一些访谈，于2017年出版了《大地上的亲人》一书。这部当代农村家族口述史作品，其“序言”部分《逃离与回望》，获得2017年“第二届华语青年作家奖”非虚构作品奖主奖。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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