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居住的街道

在我的心里，白塔寺的白塔远比北海的白塔更具地标意义。

我虽然是北京人，但从小生活在北京郊区，对城里对胡同并不真正了解。小时候，具体说是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进城是到白塔寺我爷爷家。

早先我们家里在前门外开过一家钟表店，后来败落了，爷爷便学徒干起了厨子。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安排到积水潭医院当厨师，给病人做病号饭，也做招待的客饭。据说，有一年陈毅住到了积水潭医院，院里专门吩咐让我爷爷给其做病号饭。具体做的什么，爷爷没讲给我听，爷爷只说陈老总竖起大拇指直说好得很。

最初，爷爷工作生活都在医院里，一两个月才回郊区的家一趟，常常是住上一宿，第二天一早又得往医院赶。1968年，我奶奶去世后，爷爷和一位护士结婚了。他们在积水潭医院南边大茶叶胡同29号院分得一间平房。这样，爷爷在城里就真正有家了。也就从那时起，我父亲逢年过节都要带上我和哥哥去爷爷家拜年。

说是拜年，我们也没什么好买的，有时带一二十斤大米，有时到白塔寺南街十字路口的商场买一包点心。到爷爷家，通常是奶奶在——那时她已经从昌平的回龙观安定医院调到城里，在街道当卫生员。奶奶是上海人，干净利索，会扎针灸，在白塔寺一带很有些名气。父亲把我们放到爷爷家后，就走着去积水潭医院。

从大茶叶胡同到积水潭医院要经过宝产胡同、新街口，大约二三十分钟的样子。走这点儿路，对当了一辈子村干部的父亲来说，实在算不得什么。爷爷在医院厨艺好，人缘也好，每次见到我父亲来，食堂的师傅们都高兴地大声吆喝：陈师傅，您儿子来看您来啦!爷爷听后便会一溜儿小跑过来，和父亲一路有说有笑地走回家。半路，爷爷会到副食品店买上几斤肉，一半给我们炖红烧肉吃，另一半肥些的让我们带回家。我爷爷炖的红烧肉，是我几十年来见到的最有水平的，色香味俱全。爷爷包饺子也是一绝，他会用两只手同时挤，形状像元宝。记得有一年医院组织到郊区拥军，我爷爷和另外一位师傅，两个人能给一个连的人包饺子，其速度可想而知。

爷爷再婚后，奶奶家有两个女儿，比我父亲略小些。在工资不高的年代，他们的收入除了自己生活，还要担负爷爷的部分药费。爷爷在即将退休时得了半身不遂，多亏奶奶会扎针灸，才可以让他又安全生活了近二十年。

我对我爷爷最深刻的记忆有两次。一次是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爷爷专门送了我一支红色的英雄牌钢笔。当时，我们小学生刚开始学用钢笔写字，一般人都用一块多钱一支的。而我爷爷送我的那支，是三块七毛五买的。上课时，我拿出来写字，出奇地好使，仿佛那字体一下就好看了起来。每天放学，我都小心翼翼把那支钢笔别在胸前的口袋上。走在路上，胸膛有意鼓鼓地，生怕别人看不出来似的。可是，这支笔跟了我也就四五天，在一个下午，我在和几个同学在鱼塘边玩时，不知是掉到草窠里，还是被哪个同学给昧了，总之，它消失了。为此，我伤心了好几天。

另一次是在1986年底，我由农场的一家畜牧单位调到乡政府任团委书记。父亲对爷爷说，老二调到乡政府当干部了。爷爷听后，迟疑一下，然后眼泪竟盈满了双眼，激动地说，当干部好啊，咱家也有到衙门口做事的了。对于这次调动工作，我原本还有些不情愿——在那个年代，国营是要比集体荣耀得多的！

几年后，我调到城里一家报社。报社在陶然亭，与爷爷家的白塔寺有一小时的车程。可惜，转过年来的四月底，爷爷就去世了。他只知道我当了记者，具体在哪个报社，就不很清楚了。爷爷去世后，我是经常去看望奶奶的。她虽然七十多岁，但身体硬朗，偶尔还去给病人义务扎针。我到她家主要是陪她聊天。有时到她家，家里没人，我就到附近转悠，有几次独自一人去了白塔寺。

1999年年底，大茶叶胡同29号院拆迁了。奶奶被安置到大兴黄村，住进了两居室。我为奶奶祝福，真诚地希望她多活几年。人一辈子历经磨难，能赶上现在的好日子不容易啊。2006年，奶奶去世了，她有遗嘱，死后要一个人埋在单独的墓地——她既不和前夫，也不和我爷爷埋在一起。奶奶一辈子是一个思想与时俱进的人，她这样的选择，我非常理解。

自从奶奶搬迁离开白塔寺下的大院，那地方我就再也没有去过。有几次，坐车从那里经过，每次都情不自禁地抬头去看那高高的白塔，想那塔下的院落里曾经住着我的亲人。我常常想，那大院被拆迁后干什么用了，是建了楼房，还是做了绿地？没人告诉我，我也没去打听，我只愿把它想作是风居住的街道。我不想说那里是风居住的地方——地方是空旷的，而街道是有人烟的。

□红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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