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 书评，是一本书通往学术世界的“资格证书”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著有《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十字街头的知识人》《与民国相遇》等。 《书架上的近代中国:

一个人的阅读史》

作者：唐小兵

版本：东方出版社

2020年3月 《十字街头的知识人》

作者：唐小兵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学术书评在西方学术评价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学术期刊会将大量篇幅留给书评栏目，并且邀请顶级学者为重要著作撰写评论；而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一般不将书评计入学术成果，这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愿意撰写学术书评的专业学者越来越少。

近十年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唐小兵，是少数活跃于各大书评媒体的学者之一。他在近期推出的书评集《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一个人的阅读史》，收入了近年来的书评代表作。他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近现代的思想史、知识分子史和革命史，所评之书也大抵围绕这些领域展开。这些书评往往并非“就书论书”，而是具有相对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人文关怀，书评是他通向学术世界的一座桥梁。因而，这部书评集并非孤立篇章的简单连缀，而是具有相对完整的思想性。

唐小兵认为，严肃阅读和严肃书评是对书的作者最好的尊重，它标志着心灵的碰撞和学术的砥砺。他也对目前的学术批评风气提出意见，认为学术界应该提倡求真的精神，而非形成一个“学术江湖”，只注重面子、人情和等级。学术批评的圈子化和等级化现象，自有其深层复杂的原因，而严肃尖锐的学术书评或许是打破这种怪圈的有力武器。

东西方对待学术书评的不同态度

新京报：在你看来，何为好的学术书评？书评能为人们了解和阅读一本书提供何种价值？

唐小兵：好的书评既应该入乎其内，能够进入所评析的著作的脉络和肌理之内，了解一本书的价值关切、史料运用、逻辑推演、写作风格与学术贡献；同时又能够出乎其外，建立自身的学术主体性，来对此书的优长之处和遗憾之处给予恰如其分的评析，并以所评论的书为媒介打开一个与之相关的学术世界，为读者提供一个知识上的导航地图。

新京报：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教授在《如何写出一篇好书评》中提出，中西方学术期刊对待书评的态度截然不同，西方学术期刊很重视书评，一般要邀请权威学者来为重要著作撰写评论；而中国的学术期刊一直没有建立起良好的书评制度，重量级学者一般都不屑于写书评，期刊上书评所占篇幅极少。根据你在国内外的游学观察，为何会造成这种差异？书评在一个学者的学术生涯中应该占据何种地位？

唐小兵：学术书评在中国的学术评价系统里，占据的是一个极为卑微的位置，基本上不怎么会当作是有意义的学术成果。自然，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也在于目前并未形成一个健康和良性的学术批评氛围，那些严肃而尖锐的学术批评在中国缺乏生存的空间。反之，大部分所谓书评，只是一些吹捧式的逢场作戏的文章，或者就是极而言之的为了标新立异而刻意贬低所评之书的文章。简而言之，要么是捧杀，要么是棒杀。

正如荣新江教授所指出的那样，重量级的学者往往不屑于写书评，觉得写书评自掉身价；而年轻学者也不大情愿写书评，因为稍微跟前辈商榷一下，往往可能付出职业生涯上惨重的代价。中国的学术界也像一个学术江湖，注重的是面子、人情和等级，缺乏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求真精神。

我在多年前的一篇文章《学术批评的潜规则》里，对造成这种学术风气的几个因素：学术批评的圈子化、等级化、形式化和单向性都有过分析。而在西方学术世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是一种严肃而健康的学术书评制度，学术名家比如哈佛杨联陞教授一生写得最多的文体就是学术书评（收录在《汉学书简》），一本书是否能在学术界立足，往往可以凭他一篇书评来鉴定。

而且，在西方的学术传统里，如果不是阴谋论或涉嫌人身攻击，就作品本身展开的理性而坦率的学术评论，即使包含极为尖刻的批评，只要能言之成理，言之有据，往往并不会被认为是对作者的冒犯或挑衅，批评是更高层面的尊重和致敬，反而能赢得被批评者的敬意。比如，像知名的《中国季刊》(TheChinaQuarerly)杂志，每期都会发表诸多学术书评，对不同语种学术世界出版的涉及中国的作品，进行及时的分析和诊断。可以说，这样的学术书评，是一本书通往真正的学术世界的“资格证书”。

学术书评必须进入学术谱系中去评价

新京报：你坚持撰写书评多年，你觉得它对你的学术研究、知识拓展和写作训练有何裨益？支持你撰写书评的动力是什么？

唐小兵：到上海求学和任教十多年来，书评确实是我在专业研究之外写得最多的一种文体。从早年给报纸写的推介性书评，发展到后来的学术性书评，再到不为书评所局限，而是以书为媒介打开一个历史与文化的世界，这种文体对我来说弥漫出一种强大的魅力。毫无疑问，书评有助于拓展学术视野，尤其是严肃的书评写作，会逼迫作者认真细致地读完一本书，围绕这本书的内容、作者、学术脉络和学术评价等展开，这样就等于进入了一个有学术传统的历史谱系之中。

学术书评要对所评论的作品有一种深度理解的能力，中国古人说，“不动笔墨不读书”，只有能够自己讲述并写出来，才说明真正消化了一部作品。不然，泛泛读过，只会“纸上得来终觉浅”。同时，书评作者并非原作品的“复读机”和“传声筒”，他应该在理解之后形成自己的分析和评判，这种“批评的态度”绝非为了显示自我高明的“为批判而批判”，而是一种进入原作品内在脉络的对话和商榷。

从这意义上来说，书评写作对于学术研究、知识拓展和写作训练都不无裨益。支持我写书评最根本的精神动力，是进入一个有精神魅力的学术世界之后强烈的分享精神，也就是阿伦特所说的，“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是懂得在古往今来的人、事与思想之中寻找他的友伴的人。”我希望自己通过艰辛的阅读与思考所凝聚的认知，可以在一个更为宽阔而纵深的文化世界与更多的“友伴”会合，形成价值世界的共鸣和心智生命的共振。

新京报：写书评与写学术文章在方法论上有何不同？书评作者要如何确保有高屋建瓴的批评能力？

唐小兵：书评重在一个“评”字，即所谓评判和评价，这种评判自然要放在一个学术的谱系里，才可以相对准确地定位，这就要求书评作者不能仅仅是就书论书，而要把这本书放在相应的“书群”里来观察和透视，甚至能够发现作者作品所隐含而本人未必自觉的一些意识层面。比如，讨论一本关于上海史的著作，那就得对这些年有关上海史最经典的作品，比如魏菲德、叶文心、李欧梵、卢汉超、安克强、贺萧、裴宜理、张济顺等学者有关上海史的著作要有完整而清晰的了解，知道这些作者各自的价值关切、观察视角和写作风格等。甚至可以推而广之，放到中国的城市史研究谱系里来考察，比如北京、汉口、成都、广州等城市的研究作品，来对比观察上海史著作的特性。

从这个意义而言，学术书评写作确实要求很高，要有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视野与襟怀，更要有这方面的判断与能力。而要保持这种高屋建瓴的学术批评能力，最重要的自然是要对所关心的学术领域的新作和新人，有长期的跟踪和洞察能力，并且时时刻刻有所反思，保持一种思想的锐气和学术的内在兴趣。就学术评断的见解而言，“深”源于“广”，没有广阔的学术阅读和史料解读，就没有一种比较的视野，也就很难有深刻的见解。

书评写作具有不容忽视的独立价值

新京报：严肃书评对你所倡导的严肃阅读有何价值？

唐小兵：严肃书评是严肃阅读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只有严肃书评才可以打开一个严肃阅读的文化世界，照亮我们在特定的知识领域的盲区，养成我们对于出版物的辨析和判断力，并长久地保持一种对于严肃文化真正的敬意和热爱。

新京报：对更年轻的有志于书评写作的学人，你有何建议？

唐小兵：我自然希望他们更多地了解书评这种文体的来龙去脉，比如阅读萧乾、杨联陞、荣新江、陆扬等作家和学者的相关作品，同时也希望他们对于从事书评写作可能面临的艰辛有一份预先的认识。我期待他们能够认识到，书评写作具有不容忽视的独立价值，它是让学术界里那些孤独的星连成星云的纽带，更是学术界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世界彼此互动最好的媒介之一。就像余英时先生在《史学、史家与时代》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学历史的人，至少应该有严肃感、尊严感，对生命有严肃感的人，才能真正懂得历史；有严肃感的人，对他的时代，必须密切地注意，决不能将自己关在书房里，只管自己书桌上的事情，好像其他世上一切皆与我不相干一样。”

任何试图从事严肃书评写作的青年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份严肃感和尊严感，才不会被权力或资本所操纵，才不会“曲学阿世，侮食自矜”，才能有一种陈寅恪先生所言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样的书评就不再仅仅是一个有关书籍的文本，而成了环绕着我们的文化世界和价值世界的一个内在的构成，它的生命意义就变得更为充沛自足，也就证成了我们作为寄居于世的“历史中间物”的凡俗生命的文化价值。

采写/新京报记者徐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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