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炒饭 八天

稻是自己种的,鸡是自己养的。碾出的米和刚下的蛋,在自己烧热的铁锅里炒上上百铲,再倒上自家菜籽换的香油,端上桌放在自己的丈夫或儿子跟前,搭上一盘自己腌的白菜或萝卜干,自己盛碗白粥在一旁陪吃。

母亲做了一辈子蛋炒饭,为她的父亲、兄弟、丈夫、儿子。在她的概念里,蛋炒饭是细粮,是荤腥,是给家里壮劳力吃的。

牛本来是只吃田草喝塘水。农忙时节,牛也要吃口好的。待下地的牛在工场排成一队。轮到交鸡蛋的人家从粗布衣裳兜里掏出一个两个,交到队长的小竹篮里,会计验了数,牛把式一手几只领了去。有人短短地牵住牛鼻子,牛把手一手分开牛牙,一手将鸡蛋在牛牙上一磕,灌进牛口,两手合住,不让蛋清蛋黄沥下。牛们挨个加完餐,才跟在人后,一摇一晃地走向它们的田野。

牛都如此,更何况人。

大忙时节,各家主妇都要想方设法给家人弄口有滋有味的,补补消耗。在那个高度自然经济的年代,蛋炒饭是她们几乎唯一的选项。“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即便如此,像我家这样两个劳力带五个孩子的人家,一碗蛋炒饭也曾让母亲愁出眼泪。

“头天也没说。当天正上工,队长说中上(中午)机师要到我家吃派饭。”只有一个人时,我诱母亲给我“讲古”。大庭广众之下,对队长的安排她不敢置一词。太阳小傍中,对家底一清二楚的她慌慌张张赶回家:鸡蛋还有一只,米是刚断了,借也来不及。翻翻簸萁里还剩一升平时筛下的稻头米,她急中生智,用鞋搓手拣,分出半升白米,煮了一碗米饭,和那只鸡蛋炒炒,才在中午的饭桌上用岗尖的一碗蛋炒饭保全一家人的面子。

和阳春面一样,蛋炒饭也是“国民主食”之一,街头饭铺、大学食堂,随处可见。食不厌精的扬州人甚至提出了“金包玉”的扬州炒饭国家标准。但一千个家庭就有一千种蛋炒饭,是否合口,衡量的标准就是你的胃在记忆形成阶段留下的刻痕。母亲的蛋炒饭是先在铁锅里下油,烧热,打入鸡蛋,铲子略划散,炒好盛出。再热锅,加油,放入凉米饭,锅热后加入凉水腾透,加油反复炒散,直到米粒在锅沿有炸裂声,倒入鸡蛋,撒上葱蒜花炒匀,大碗盛出。“一碗蛋炒饭要一百铲子才好吃。”尽管我反复“抗议”,她给我的炒饭仍然是用锅铲捺紧的一碗,分出来是我平时两顿饭的量,更不说她还下了双份的鸡蛋、双份的菜油。“不记得了?小时候,你说每天有一碗蛋炒饭,你就能把生产队的拖拉机头扛起来。”妈妈常这样回我。

记得记得,人对美食的追求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很多的记忆也被和蛋炒饭一样色香味所标签。从高雄到台北,在台中换车,看过铁板炒饭的表演。朋友介绍,这家餐馆的饭粒都是“会跳舞的”。他在艺校读书的女儿也被喊来为我们拉琴献艺。那炒饭是朋友的情谊。老财大东门口的小吃群,鸡蛋灌饼、牛肉油盒等小吃群雄逐鹿,如何在中午放学的“黄金时刻”将所备食材尽数售出,大家各有所长。挥汗如雨的摆摊人在下课前即舞动两只扁铲,将成筐的米饭在铁板上加油炒透,堆成山丘。待一群群一队队的大学生拥来,再神速加入火腿肠、牛柳、洋葱碎。渐渐的,“小山丘”被一个个快餐盒攻下带走,换来他老婆手中的一沓零钞。那米饭是他一家的生计。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假期结束的一早,就着咸菜吃下碰鼻尖的一碗蛋炒饭,再汽车、地铁转火车,傍晚到家前我不会在路上买一点吃食,这是母亲对儿子的了解。蛋炒饭是她概念中最扛饿的吃食了。肚里有食,啥事都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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