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传》

上期提要:南宋灭亡的真实历史,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让人哭笑不得。蒙古军队攻打南宋,基本上就像赶鸭子一样,驱赶着一群对方的降兵降将冲锋陷阵。都说蒙古人残暴,动不动要屠城,然而对付南宋,元军的策略更多的是诱降。

譬如攻打襄樊,打了六年,基本上也是打打谈谈。事实上,当时的吕文焕根本就没什么谈判资本,已经必输无疑,尽管如此,仍然奋力抗敌,襄阳城内物资紧缺,对外联系断绝,宋朝援兵迟迟不来,形势十分恶劣,已到了实在维持不下去的绝境:

捍御应酬,备殚心力,粮食虽可支吾,而衣装薪刍断绝不至。文焕撤屋为薪,缉麻为衣,每一巡城,南望恸哭。

1273年的正月九日,在回回炮的助攻下,元军将领阿里海牙攻克樊城,并屠其全城。襄阳彻底沦为一座孤城,元世祖忽必烈降诏谕吕文焕,说尔等拒守孤城,也算是尽忠了,再这么顽抗下去,“如数万生灵何”,也就是说襄阳的几万条生命怎么办。走投无路的吕文焕最终还是投降了,成了南宋的罪人,罪无可赦,襄阳老百姓却因此免于屠城之灾。

《明太祖宝训》上说:

昔中国大宋皇帝主天下三百一十余年,后其子孙不能敬天爱民,故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于漠北,凡达达、回回、诸番君长尽平定之,太祖之孙以仁德著称,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蛮、海外番国归于一统,百年之间,其恩德孰不思慕,号令孰不畏惧,是时四方无虞,民康物阜。

朱元璋最笼络人心的口号,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这句口号很实用,可以用来打天下,治理国家,管理老百姓,还需要另外一些东西。朱元璋对忽必烈的称赞,表明他对“胡虏”的又一种态度。蒙古人以和平的方式进入南京,并不代表元朝取代宋朝多么合理。事实上,与宋朝相比,无论金国,还是元朝,都是文化上的大倒退,都是文明被践踏,这个没有任何疑问。

元朝时南京人属于南人,有个流行说法,元朝中国人分成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北人和南人。北人南人都是汉人,学术界迄今没有发现元代有把臣民明确划分为四等的专门法令,这种划分或许只反映,在一些政策和规定中,例如汉人打死蒙古人要偿命,蒙古人打死汉人只需“断罚出征”。对于当时的南京人来说,欺负他们更多的不只是蒙古人,南京也没多少纯粹的蒙古人,更多的是色目人和北人。其中尤以被北人欺凌,最让南京人难以接受。大家都是汉人,只不过当奴隶的日子早点晚点,又何苦要相煎太急。

近代有研究指出,元代有相当多的汉人在各级官府担任高级职务,其中不少是正职。通过对《元史》,对《新元史》和《蒙兀儿史记》八百六十四名三品以上官员的梳理,汉人占四百零九位,是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七,汉人担任正职的俯拾皆是。认为“元朝各级官府高级官吏,必须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汉人最多只能做到副职”的说法并不准确。

元朝时的南京属于江浙行省,元朝有十个行省,江浙行省管辖东南地区,面积很大,它的治所一会儿放在扬州,一会儿放在杭州。最后还是觉得放在杭州更合适,因为它是前朝南宋的京城,在这里发号施令,更名正言顺,南京人在心理上,也会觉得与南宋时没太大差别,反正给谁都是缴粮纳税。低于行省级别的是路,再下面是府,是州,是县,南京在当时叫建康路,后来又改名叫集庆路。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民间有传说,吕文焕降元后,被蒙古人无情地杀了。这只是老百姓的愿望,真相当然不是这样,历史上,据说吕文焕与文天祥还曾有过一次戏剧性会面,文天祥痛斥吕的降元,吕文焕很狼狈,结巴着说:

“丞相何故骂焕以乱贼?”

成王败寇,文天祥当过宰相,亡国了,失败了被俘,便是阶下囚,不变节就是刀下鬼。事实上,吕文焕在元朝的官做得很大,老了辞官归乡养老,他儿子继续在朝廷里做着高官。元朝的著名诗人白朴,曾写过一首《沁园春》,为荣归故里的吕文焕祝寿,多多少少有点敷衍,有点拍马屁,肉麻当有趣:

盖世名豪,壮岁鹰扬,拥兵上流。把金汤固守,精诚贯日,衣冠不改,意气横秋。北阙丝纶,南朝家世,好在云间建节楼。平章事,便急流勇退,黄阁难留。

菟裘喜遂归休,着宫锦何妨万里游。似谢安笑傲,东山别墅,鸱夷放浪,西子扁舟。醉眼乾坤,歌鬟风雾,笑折梅花插满头。千秋岁,望寿星光彩,长照南州。

公元1298年,吕文焕以私人名义,在南京修建了一个常照庵。常照庵在城正北隅,当时只有很大的官,非常有地位的名人,才能出资修建佛寺。修建常照庵的第二年,吕文焕老死家中。

应天府

谁才是真正的吴王

元朝时的南京,最值得说一说,应该是人口迅速增加。

和平才是人口增长关键,元朝时的赋税,各个地区并不相同,有的地方按人口缴税,有的地方按土地缴税,大抵江淮之北,赋役求诸户口,而江南则取之于田亩。具体到南京,就是你有多少土地,就得老老实实缴多少税,夏秋两税都是土地税,又以秋税为主,《元史·食货志》上说:

取于江南者,曰秋税,曰夏税,此仿唐之两税也。

元朝时南京城,与南宋时并没太大区别。集庆路的城墙,完全沿袭南宋规制,没做什么改动。有变化的只是,南京城垣周围市镇,数量上明显增多,热闹程度也与以前不太一样。在中国古代社会,市和镇两回事,市就是市场,人们在这互通有无,做买卖。镇则为军事戍守之处,部队驻扎的地方。到了宋元时代,市镇并称,基本上一回事。元代市镇发展变化,繁荣程度,可以说是人口数量有较大增长的依据。

《马可·波罗游记》描述当时的江南,“商业繁盛”,老百姓“皆良商贾与良工匠”,“恃工商为活”。在他眼里,江南到处都是市镇,到处都是能工巧匠,都是做买卖的人。学术界对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是否真正来过中国,有很大争议,怀疑者认定他根本就是个小说家,就是个段子手,全凭道听途说,用的都是第二手资料。然而道听途说也好,用了第二手资料也罢,元朝时南京的市镇特别发达,数量很多,却是不争事实。

宋朝南京地区许多市镇,到元朝成了向民间收税的地方,当时的税收分点,大部分都分散在市镇和交通要道上。元朝疆域太大,根本管理不过来,为了能保证收税,为了国家安全,除了设立许多税收分点,还离不开行之有效的驿传制度。也就是说,在南京城市周边,到处都有驿站,通过这些驿站来传递消息。驿站之外,交通线上设有专门传递令旨的急递铺,也就是快递公司。

下期看点:元朝的强盛并不长久,南京人喜欢和平,祈求太平,依靠中央政府,就可以管理得很好。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很快进入了元朝末年,乱世又一次不可避免地来临。天下又开始大乱,蒙古人对华夏的统治,变得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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