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109】最幸运的不幸

在恢复非新冠肺炎门诊的武汉协和医院，一名患者正在就诊。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在隔离病房里，吐尔逊与护士陈玲合影。受访者供图

疫情期间，武汉部分医院通过快递公司保证病人用药。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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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尔逊·阿吉已经在武汉住了5个多月。他没有要离开的打算，虽然4月8日武汉离鄂通道就已正式开启。

按计划，吐尔逊至少要在这座城市度过今年夏天。到时，距他1月份接受手术就过去半年了，不用再频繁复查。

为了求生，尿毒症患者吐尔逊从2700多公里外的乌鲁木齐来到武汉。配型成功后，先后接受了两次手术，一颗健康的肾脏开始在吐尔逊体内运转，但第二次手术后第二天，他就被检测出感染新冠病毒。

那时候，吐尔逊·阿吉的命运，就像一枚在空中不断翻动的硬币。不到落地时，谁也不知道“幸”与“不幸”到底哪一面朝上。

检测阳性

接到医院通知自己去做核酸检测的电话，米娜娃尔心里一沉。

那天是1月25日，武汉持续着连续数日的阴雨天气。虽然已来了两个多月，米娜娃尔还是不习惯南方冬日的湿冷。

“你爱人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你也有被感染的可能。”身穿防护服的医生一面开着检查单，一面对米娜娃尔说。

和自己猜测的一模一样。“他刚做完大手术，会不会被转移到隔离病房？”来不及担心自己，米娜娃尔脱口问出了这个问题。

“先别想那么多，你快去做测试。”没能从医生的回答中捞到一丝安慰，米娜娃尔越发觉得全身冰冷，她形容自己“像一根木头”一样，无意识地在医院里移动着。

“好不容易熬到新生，怎么会这样？”米娜娃尔觉得5年前的一幕又重演了。

病退前，维尔吾族人吐尔逊·阿吉是新疆有色地质勘查局副局长兼工会主席。2015年3月，他作为驻村工作队队长前往喀什叶城县萨依巴格乡工作。当地经济落后，各方面工作基础薄弱，大半年时间，吐尔逊几乎天天加班，生活没有规律，“后半夜才吃晚饭是常有的事。”

几个月后，吐尔逊频频出现乏力、食欲不振等症状，但他没有放在心上，“我以前就患有多囊肝和多囊肾，以为只是工作太累了引起身体不适。”

2015年10月，趁着轮休，吐尔逊到乌鲁木齐的医院做了详细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肾衰竭，也就是常说的尿毒症。那一年，吐尔逊才54岁。

“天塌了。”得到消息后，一向坚强的米娜娃尔躲在卫生间大哭了一场。

经批准，吐尔逊结束驻村工作，在单位的关心和安排下，一边上班一边接受透析治疗。

生病前，吐尔逊是勘查局里的运动健将，从他40多岁时拍下的照片中还能看出这是一个肌肉线条分明的健壮汉子。但随着病情发展和透析进行，吐尔逊瘦了近15公斤，身体也越来越差。冬天的乌鲁木齐室外气温很低，为了避免感冒引起感染，他尽量减少出门的次数。新疆的食物大多重盐重辣，因为肾脏不堪重负，吐尔逊不得不选择忌口。

一周透析3次，每次4小时，生命靠此延续。

到武汉去

在等待检测时，米娜娃尔拨通了丈夫的电话，可除了简单几句安慰，她再也说不出别的话。身处一家医院，夫妻俩却不能见面，做完核酸检测，米娜娃尔只能选择回住处等待结果。

封城两天的武汉，已很难见到出租车的身影。走在空荡荡的马路上，她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

如果不是因为血液透析“实在做不下去了”，这对夫妻本不会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出现在武汉。

抽筋、贫血、呕吐……透析近4年，吐尔逊的身体机能越来越差。有好几次透析才进行到一半，他就感到呼吸急促、虚汗直冒，必须中断治疗休息好一阵才能缓过气。

2018年7月，因无法坚持工作，吐尔逊办理了病退手续。受限于技术，人体内部分有毒物质无法通过透析排出，长期积累后，这些毒物同样会对生命造成威胁。

想要有质量地活下去，必须换肾。

2019年11月13日，吐尔逊和米娜娃尔第一次来到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从一开始了解肾移植我们就知道了武汉。”吐尔逊在乌鲁木齐透析时认识的一位病友数年前在武汉接受了移植手术，因为出现排异现象，他比吐尔逊夫妇更早几个月抵达武汉，想要再次换肾。从这位病友身上，吐尔逊第一次对肾移植后的生活有了形象的了解。

到武汉去，看似偶然的选择背后，是这座城市强大的医疗资源。武汉有华中地区“医都”之称，按照2018年武汉常住人口1108.1万人计算，武汉市每百万人拥有三级医院5.51个，三甲医院2.44个，远高于全国每百万人拥有三级医院2.20个、三甲医院1.18个的水平。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均作为综合性医院名列全国百强医院名单。

“他刚来时，已有血尿症状，是晚期表现了。” 邱涛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科副主任，参与了吐尔逊治疗的全过程。

每一天，都有像吐尔逊这样的尿毒症中晚期患者，从全国各地来到邱涛所在的科室求救。“我轮得上肾源吗？”吐尔逊夫妇有些担心，他们是少数民族，初来武汉又人生地不熟。

“请放心，在这里，每一个病人都会被平等对待。”同样的问题，邱涛被问了无数次，每一次他的答案都一样。在肾病科住院治疗一个月后，吐尔逊的数据被录入数据库，一旦有合适的肾源，系统就会自动匹配。

我国每年约有30万末期器官功能衰竭的患者，但仅有1.6万幸运者能获得器官移植。其中，接受肾脏移植的人数大约占到1/3，即5000余人。

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肾病科，有的人等肾源已等了四五年。因为病人太多，透析室从白天到晚上都安排得满满的，有时候即使过了零点，还有病人在治疗。

吐尔逊是AB血型，相对来说遇到匹配的肾源更不容易。他出院后，夫妻俩在距离医院约5公里的洪山区锦江社区租了套房子——他们做好了长期等待的准备。

两次手术

“是外出时被传染的吗？”“还是在透析室被传染上的？”回到租住的家中，米娜娃尔躺也不是，坐也不是，大脑完全被丈夫的检测结果占据。

吐尔逊算得上是较早进行有意识防护的人。2020年元旦刚过没几天，远在乌鲁木齐的女儿迪丽达尔就从新闻中得知了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接连出现“不明原因肺炎”患者。虽然当时的说法是不存在人传人现象，但因为父亲情况特殊，迪丽达尔还是嘱咐父母减少外出，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1月13日上午，吐尔逊手机响了。

“听他接电话的语气，我猜是医院打来的。”似乎有一种预感，米娜娃尔突然紧张起来，眼睛紧紧盯着丈夫。

真的出现了与吐尔逊匹配的肾源。挂掉电话，他忘记了自己是个病人，蹦跳着与妻子拥抱在一起，“当时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幸运了。”

那一天，米娜娃尔特地让吐尔逊去理了发，她说，要精精神神地迎接新生。

1月14日下午，一场6个小时的手术后，一颗健康的肾脏植入了吐尔逊身体里。

手术后吐尔逊住进了无菌病房，每日三餐由米娜娃尔送到医院再由护士转交。虽然见不了面，但每天通过手机视频，米娜娃尔和在乌鲁木齐的女儿迪丽达尔也能看到吐尔逊在一天天好起来。手术后第3天，他已经能下床走路。迪丽达尔说，那时她还想着到了春节假期，就去武汉看望父亲。

两个多月后再回忆，米娜娃尔已说不清变化是如何一点点发生的。吐尔逊手术后那一个星期，她每天出入医院3次，每次都能看到门诊部和急诊部外等待的人又多了一些。到后来，排到室外的队伍越来越长，医院还为他们划定了专门的排队区域。一心想着丈夫，米娜娃尔没把这些事放在心上。

1月20日，吐尔逊术后第7天，新冠肺炎首次被确定存在人传人现象。同时，以钟南山院士为代表的专家建议：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在武汉的人能不出去就不要出去。

吐尔逊记得很清楚，就在那天以后，无菌病房多了每天消毒的程序。“病房一次，走道一次，医生护士还时刻提醒我们要坚持戴口罩。”

1月22日，术后第9天，吐尔逊感觉移植肾区有明显胀痛感，伤口出现隆起、出血现象。第二天，相关症状进一步加重。“病人尿液减少，彩超检查结果提示移植区域有血肿。”吐尔逊的主治医生金泽亚说，当时的状况，吐尔逊需要接受探查手术。

那天，是武汉封城的日子。新冠病毒正在快速传播，医院的非紧急手术都停了，要不要开这一刀，移植科从上到下掂量了许久。手术意味着感染风险；保守治疗则会加大移植失败的可能性。

没人愿意让珍贵的肾源浪费，让病人失望。当天下午，经米娜娃尔签字同意，吐尔逊第二次被推进了手术室。

医护人员做了最严密的防护。主刀医生金泽亚戴了两副手套，从里到外穿了洗手衣、手术服和防护服三层衣服，头上还戴着防护面罩。不知道是因为太闷还是太紧张，手术还没开始，金泽亚就感觉手心、胸前渗出了汗珠。笨重的穿戴影响了人的灵敏性，他的动作比平时慢了不少，就连和护士的器械传递，都既小心又缓慢。

两个多小时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科主任周江桥走出手术室告诉米娜娃尔，“移植区域的血块有成年人拳头大小，已全部清除，病人情况稳定，手术成功。”

“不转移了！”

米娜娃尔的检测结果出来了，阴性。只是这无法给她足够的安慰。女儿迪丽达尔不能赴汉，米娜娃尔不得不独自一人在异乡面对接二连三出现的意外。

疫情还在蔓延，武汉人引以为傲的丰富的医疗资源迅速透支，并且还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先是成为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后来又被定为重症收治医院，许多非呼吸、传染科室的医护人员都被抽调到一线支援，普通医疗服务基本停止。

在周江桥和邱涛的安排下，该院器官移植科能出院的患者都出了院，“因为他们更容易遭受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各种感染。”吐尔逊第二次手术后，剩下的不到10个病人分散住在单独的房间。

仿佛是要印证邱涛的说法，1月24日，吐尔逊出现低热症状。咽拭子核酸检测显示，他感染了新冠病毒。

整个病区因此高度紧张起来。“我们反复回忆反复核对，但谁都不敢保证手术中没有一丝暴露。”一位参与了吐尔逊第二次手术的医生回忆说，“那可是最密切的接触。”

金泽亚和相关医护人员被安排接受核酸检测，器官移植科对吐尔逊采取了临时隔离措施。接下来怎么办，又成了摆在大家面前的一道难题。

按照规定，新冠肺炎患者必须转入感染病房，可当时的武汉已是一床难求。这意味着刚做完手术还需要特殊护理的吐尔逊可能要被送回家隔离。

这无异于要了他的命。

“我们不会丢下他不管，你放心。”接到米娜娃尔的求助电话后，周江桥这样回答，和这对夫妻刚就医时邱涛说的话如出一辙。

继续留在移植科治疗是对吐尔逊最有利的方案，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有护士哭着打电话给邱涛问能不能把吐尔逊转到呼吸科。“那是最混乱的时候，一旦感染，即使是医护人员也无处治疗。”邱涛很理解这种心情。

周江桥和邱涛还是决定赌一把，“医生的职责让我们必须这样做。”他们把吐尔逊的情况向医院汇报，经专家会诊，认为吐尔逊属于轻症患者，可以就地隔离，由主治医师和指定护士在三级防护后对其进行治疗和护理。同时，呼吸科医生还针对吐尔逊的情况给出了用药建议。

“不转移了！”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妈妈激动的声音，迪丽达尔掉下了眼泪，“我知道，医护人员是冒着极大风险做出这个决定的。”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诊中心副主任夏剑曾对媒体估计，正常情况下，他所在的医院一年接待急诊患者12万人，其中有10%-20%是需要抢救的患者。但疫情期间的抢救量大概是正常状态的1/3，其中还包括新冠肺炎引起的抢救。至于普通门诊，数量就更少了。

科室停摆，对病人的照顾不能停摆。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3个月内需每周复查，3个月至半年内每隔45天复查一次，期间还要不间断地服药并根据病情调整用药。随着疫情愈发严峻和市内交通中断，不少患者给器官移植科打电话，说不敢或不能前来复查取药。粗略统计，整个科室面临断药风险的病人有80多个。

他们决定送药上门。1月27日，封城第5天，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科的医生、护士、器官捐献协调员和志愿者组成了“送药小分队”和“抽血小分队”。第二天上午，根据事先整理的信息，8名队员出发收集患者病历、医保卡等资料；当天下午和晚上再根据需求取药、分装。邱涛粗略统计，每位病人平均要服用十多种药物，有的一次性就要配齐三四十盒。

1月29日，为了给第一批19位患者抽血、送药，两支小分队从凌晨一直奔波到夜里，行程遍及武汉三镇，路程均超过了100公里。

有人需要药物，有人需要透析。对还未等到肾源的尿毒症患者来说，能否定期透析关乎生死。武汉市第四医院是疫情期间该市少数没有停止血透服务的医院之一。从1月21起，该院肾内科医护人员在48小时内完成了血透室的临时改造，与发热门诊彻底隔离，保证350多位普通患者透析需求。

这里也因此成了许多外院患者的救命稻草。由于原所在医院关闭血透中心，这些病人普遍中止透析一周以上。有人全身浮肿，最大号的鞋都穿不进去；有人因体内毒素堆积已陷入半昏迷状态。因人手短缺，第四医院血透室一直维持超负荷运转，医护人员每天工作都超过12个小时，但面对不断转来的病人，该院肾内科主任董骏武教授用疲惫沙哑的声音说，他们无法见死不救。

“第二故乡”

器官移植科护士陈玲没想到，没被抽调到一线的自己也在疫情期间穿着防护服工作了近10天。自吐尔逊第一次手术起，她就是这位维族大叔的责任护士，得知吐尔逊感染新冠肺炎后，陈玲只对护士长说了一句话：“我继续负责他。”不是不害怕，“可他是我的病人。再说，换了别的姐妹，同样有风险，我也不忍心。”

器官移植科为吐尔逊临时改造了隔离区域，地方不大，清洁区、缓冲区、污染区一个不少。为了节省防护服，同时减少进入隔离病房的人员数量，那阵子陈玲吃住都在医院，每次进病房都尽可能多待一段时间。

除了打针、输液、记录各项指标数据，陈玲还要承担护工的工作。隔离治疗前几天，吐尔逊卧床无法动弹，陈玲每隔2小时就会帮他翻一次身。他既惊讶又感动，一个小姑娘怎么能搬动体重近60公斤的自己？

吐尔逊能下床走动之前，大小便、擦身等个人事务都需要陈玲帮忙。“叔叔，屋里没别人，你就把我当自己女儿看就行。”见吐尔逊一开始有些不好意思，陈玲大方、亲热的几句话，化解了尴尬。

让整个科室欣慰的是，吐尔逊的病情没有进一步发展，一直维持着轻症状态。

医院外，封城给米娜娃尔带来了新问题。所有交通工具停运，她每天往返医院送餐成了麻烦事。

邱涛听说这件事后，热心地建议米娜娃尔向租住小区所属的洪山区锦江社区求助。夫妻俩搬入不久，此前与社区并无来往,没抱什么希望，米娜娃尔拨通了社区的电话。没想到，了解到他们的特殊情况后，锦江社区专门派人派车，每天给吐尔逊送去一日三餐，直到他出院。

远在2700多公里外的新疆，当摸排到吐尔逊因手术被困武汉，又感染了新冠肺炎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新疆有色集团工会、有色地质勘查局工会很快联系到了他本人和家属，并发放了慰问金。“让我只管安心养病，如果我们在武汉或者女儿在乌鲁木齐有任何困难，他们都会尽力提供帮助。” 干了多年工会工作，吐尔逊说没想到自己也成了被慰问的对象。

截至2月2日，吐尔逊又先后接受3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提示结果均为阴性。同日，他被允许从肾脏移植科出院。出院小结上写着，“患者移植肾触诊无异常……每日尿量约2000~3000ml……肝肾功能正常。”

简简单单几句话，吐尔逊一家等了5年。

米娜娃尔又哭了，吐尔逊也哭了，为自己的两次重生，也为这期间医护人员和社区工作者的付出与帮助。迪丽达尔激动地给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写了一封感谢信，“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你们也从未放弃过我的父亲……天使在人间，而且就在我父亲的身边！”

自3月中旬起，武汉市开始逐步腾出定点医院，满足非新冠肺炎患者就医需求。到4月初，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主院区已基本恢复正常诊疗秩序。吐尔逊说，那位比他早来武汉的病友也平安度过了疫情期，还在继续等待肾源。

直到现在，吐尔逊依然是疫情期间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科唯一接受手术的患者，他的特殊经历也成了这个科室抗疫的重要记忆。为了降低他感染的可能，吐尔逊出院后的一个多月，邱涛都自愿每周用私家车载着他往返医院复查。邱涛行医多年，治人无数，“这一个，特别不希望再有任何波折。”

3月28日，武汉地铁恢复运营，在此之前公交车、出租车也已重新上路。到了4月，吐尔逊和米娜娃尔已经能自行打车去医院检查、取药。从家到医院短短5公里，他们能明显感觉到气温回升了，路上的人也多了。

一切正在慢慢变回他们初来时的样子。不同的是，在这座已成为吐尔逊“第二故乡”的城市，命运的硬币在与他开了3次玩笑后，终于在众人的合力之下，以“幸运”一面朝上落地。

（本报记者张翀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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