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置于“天台上”的丧亲之痛该如何消解？ 评邵丽《天台上的父亲》

□冯晓澜

短篇小说既是智慧的艺术，也是发现的艺术。

智慧的书写，建立在敏锐发现生活新异的基础之上。有了新异的发现，才会超越同类题材而在文坛占有一席之地。邵丽的短篇小说《天台上的父亲》就是一篇有新异发现并超越家庭亲情狭窄书写的佳作。

《天台上的父亲》首发于《收获》2019年第3期，迅即被《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广为转载，同年12月荣获第十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短篇小说奖，荣登2019年《收获》文学排行榜短篇小说榜第三名。小说以第一人称回忆追述的视角和沉重低回的笔调，讲述了一个因父亲非正常死亡给亲人们带来无尽伤痛和追悔的故事。这个故事，虽是家庭孝道和关注养老的题材，但它的发现和超越——不留恋和局限于家庭痛点和父亲一生悲剧性的书写，重在于“为读者提供更坦然的亲情范式与更成熟的生命观”（《小说选刊》颁奖词）而远远溢出了家庭的边界，显示出一个成熟小说家的先锋探索精神。

作者以文学的方式找回记忆中的父亲，但小说中这个父亲的形象已不独属于作者所有而具有父亲普遍的属性。那就是父权的威严和孤独之下所产生的与子女们的隔膜。具体而言，父亲经历过战火硝烟，体内的弹片是英雄的证明。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走上领导岗位，继续为这个国家效力，一心扑在工作上，甚至为此疏忽了对家人的照顾。父亲性格的变化，源于一次不明不白地给抓走了。祸从口出也好，被人陷害也罢，作者作了留白。自那以后，父亲不仅对人事产生恐惧，而且，开始对每一件事情都要做一个记录。目的一个，有证可查，避免自己受到伤害，甚至他连老婆孩子到亲戚家走一趟，也要记录下来。在谨小慎微的同时，他又极度依恋、依赖权力，小小的一件事，他也要开会：“有人取笑他，说市政府一个灭鼠文件,他也得召开会议层层传达，并且让参加会议的人都表态，记录在案。最经典的一个例子是，有一次他开会传达上级的表彰文件。开到夜里一点多，有人实在坚持不住，他终于发了善心，说实在困得很的同志,可以趴会议桌上睡一会儿。”

由上可知，父亲是一个被集体格式化的人。他被权力伤害和依赖权力获得安全感，构成了他内心的冲突和困境。他虽然对家人照顾不周，但并不是不爱。他连一只羊也舍不得杀。可以说，与国，与朋友，与同事（他和办公室主任处成了亲人般的关系）他都是无愧的。但唯独对家庭他是失职的。由此，父亲人性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以及他命运的悲剧性得到了充分、立体的呈现。

小说中的父亲从未出场，其人生轨迹均是在亲人的记忆中得以复活。主要是由“我”在追悔的记忆碎片中，去反思并试图理解父亲一生的兴衰和枯荣。退休前后，成为父亲生命的分水岭。退休前，他以单位为家，活在工作中，活在各种会议里，活在退休时从单位拉回的一卡车笔记本和各种文件——那发黄的纸页上。退休后，他的生活面迅速缩水，变得逼仄，仅限于家里和阳台。他的生活有规律，几近于刻板，变成了强迫症：每小时看天气预报和按点到客厅去看新闻联播。父亲退休后生活的不适和失重，好似生命的链条突然滑落，让他惶恐无助，脾气由原来的温文尔雅，变为焦躁不安，继尔开始走向有自杀倾向的抑郁。

一心向死的父亲，让原生家庭的五口之家，虽开枝散叶，各自成家分居三个城市的三兄妹，由聚少离多而重新聚到一起，分担起看护父亲的重任。这个原生家庭，父亲因种种原因，无论是其人，还是其爱，都是长期缺失的。但母亲是理解的并坚贞地忠实于他，三个子女也是孝敬有加，轮番看护。一生谨慎、内向的父亲，母亲走不进他心里，子女们也同样如此。他们再怎么严防死守，却仍没能防住父亲溜出去，从小区西面人民大会堂的天台纵身跳了下去。亲情无论怎么全方位的拯救，都未能阻止住父亲迈向天台的步伐。虽逝者得到了解脱，但活着的亲人们却陷在无尽的追悔中而难以自拔。

富有意味的是，小说继续展示了三个子女的婚姻形态，哥哥和“我”均离异而更依赖于原生家庭的亲情温暖，小妹幸福的婚姻在哥哥眼里成了妹夫的家奴，受到哥哥的指责，而更多的是哥哥对父亲自我解脱有失责任的自责。但在“我”心里，父亲解脱的“惟一的理由是，不是跟我们的隔阂，而是他跟这个时代和解不了，他跟自己和解不了”，“除了死，他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父亲自杀成全自己，好像成了他的宿命。由此，“我”得到了某种安慰和解脱。

事实上，“我”关于父亲请求出走看望战友的叙述，无意中透露了父亲和我们的真正隔膜，乃是没有顺从父亲的愿望。这隔膜未尝不是导致父亲最后解脱的、压垮父亲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和母亲陪父亲散步，路遇父亲的战友老周，错过之后，没追上，父亲想让母亲联系一下老周，他想和他一起去北方看几个战友。父亲的请求，遭到母女断然拒绝后，父亲强烈的生之光芒“突然像断电了一样，在父亲的眼里熄灭了”。这无异于阻断了父亲由逼仄家庭通向社会大门的最后求生之门。由此可见，一家子对父亲是孝敬的，但并不是孝顺。如顺着他的意愿，或许，父亲的生命会延续，甚至会有所改观，毕竟他非正常死亡时，才六十三周岁，还没有真正过上安度晚年的幸福时光。

一切的假设都是多余的，生活不存在假设。天台上的父亲，这个意像，上通天国，下接有烟火气的人间，但毕竟，丧亲之痛悬置于天台上达三年之久，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消解。从某种意义上说，疼痛的消解，仅交付时间是不够的。

那么，还有什么方法，能从根本上解决？

从文本叙述提供的碎片来看，一辈子顺从父亲的母亲，仅有那唯一一次断然拒绝父亲的请求，让父亲在不久后有了最后的解脱。此后，母亲走向泛神论者的迷信之境，对什么老物件都充满着疑问，甚至成为一种信仰。一家人，也在丧亲之痛的压迫下，生活过得惶恐不安。时间不能解决的，母亲出面来承担，她坚称，她知道父亲的溜走而没阻止，既是顺从父亲的意愿，也是对他的最后成全。她之所以如此说，是她不想让哥哥“我们家的最后的一个男人，再爬向天台”。这是父亲过世三周年的中秋之夜，全家聚在一起，母亲对父亲之死家庭成员全都无罪的告白。是否真的如此。“我”只有姑且相信，母亲的说辞，不仅是生者对死者最好的安慰，也是母亲对生者负罪心理的最好的终极开脱。

三年丧亲之痛，无以解脱，最后在三周年中秋之际画上句号，得到积极而富有理想性的消解。作者如此设置，无疑具有积极的探索意义，时间不能解决的，还得从解决心结着手。母亲的解释，不管是母爱善意的谎言，还是母爱的担当，但终归为生者冲决负罪心理的堤坝找到了积极的途径。这种家庭亲情消解困厄的书写，无疑是一种超越家庭小境界、为文学提供新经验的范本。

真正的与世界和解与消除心理的伤痛，是通向亲人的内心之门，是勇于告别昨天，是为未来找到新的心理支撑，如此，方能达成走向新生活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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