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人性深处的奥秘 任静长篇小说《浮生》序言

冯积岐

任静是走在一条正路上的女作家。她先写诗，后写散文，再写中短篇小说，直至拿出这部长篇小说《浮生》。她的创作，如同登山，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每一步都是很坚实的。写诗，锤炼了她的文字功底；写散文，使她找到了抒发情感的出口；从事中短篇小说创作，练就了她的叙事能力，强化了她的文体意识。而《浮生》的面世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她的艺术走向成熟，人生也成熟了。

《浮生》以两代人的爱恨情仇为主线，从黄河岸边苗林村来到秀延县缫丝厂上班的两个女工张翠花与苗秀贞为争同一个男人柳安平细细道来，讲述了秀延县石板巷三个典型家庭：柳家、田家、文家，两代人之间的恩怨、爱恨、情仇，细腻入微地描写了柳北京横刀夺爱，事业腾达，婚内出轨；文秀的美丽单纯，隐忍委屈，直至最终自杀身亡；田安门阴鸷个性的形成以及在柳北京的帮助下怎样从失败人生中重新崛起。小说以全景式、多角度描写自上世纪60年代到新世纪，这40年间发生在陕北秀延县和苗林村的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情感故事，记录了秀延县经历的一次次社会变革，以及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生活状况、精神面貌和不同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小说以社会大环境和时代的经济发展变迁为背景，深刻揭示了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揭示了社会变革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弊端，写出了不同人物的善良与丑陋，不同人物的煎熬与痛苦。可以说，《浮生》展示的是一部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也是一群不同性格的鲜活的人物雕像。

毫不避讳地说，爱恨情仇，恩恩怨怨，感情纠葛是被好多作者写了无数遍的题材，从中要写出新意来，确实不容易。同样的题材，之所以有看点，之所以吸引人，《浮生》写出了任静对时代、对社会生活、对人生、对人物独到的认知，这个认知，也就是我们挂在嘴上的思想性。任静最大限度地、真诚地写出了40年间地处陕北的一个小县城的变化——它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缩影；写出了那个小县城里的人们的文化心理变化。任静并没有把历史原封不动地挪到纸上，固定在历史长河中，而是使读者从任静笔下所叙述的历史真实中受到启迪，静默思考，不断回味，从中悟出点什么来。这就是《浮生》不同于同类作品的闪光之处。

任静笔下的人物性格不是整齐划一的，她对每个人物都没有简单地用道德去判断——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她给每个主要人物都赋予了复杂多变的性格，尤其是柳北京、张翠花、田安门、苗秀贞这几个人物，不能把他们仅仅放置在道德的天平上去考量，他们既处在生活的漩涡中，又被自我矛盾所折磨，他们的不安、彷徨、痛苦以及放纵、压抑、欲望和理想都是特定历史时期在个体身上的折射，都和他们的人生阅历、人格品性分不开。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和身处的时代紧紧相连，任静始终把人物情感、人物命运以及诸多矛盾冲突与他们身处的时代紧紧相扣，使人物形象具有了典型性和普遍性。如果仅仅把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囹圄在情感需求、肉体欲望中，就会使人物本能化、简单化。任静在刻画人物的时候，始终把握着人物的社会使命，从而使她笔下的人物有血有肉、丰满圆润。

任静拿出一个作家的勇气和良知，十分真实地将她笔下的人物所经历的时代呈现在了读者眼前。任静小说的高贵在于，她说真话、抒真情，对于人性缺陷，她不回避；对于现实，她不粉饰，她耐心地、客观地再现了人物沉沦的过程和矛盾形成的多种因素，比方对张翠花和苗秀贞的单纯、粗率，乃至对肉欲的贪恋和情感的率性，任静恰如其分地诠释了出来；对田安门的阴险、狡猾和毫无责任的人性缺陷，任静一点也没有遮掩地亮了出来。她深知，亮出伤疤，是为了医治。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对生活的真诚、艺术的真诚是不行的。

《浮生》之所以能感动读者，引起共鸣，至关重要的是，任静把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当作自己来写——如福楼拜所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自己。任静给每个人物都灌注了饱满的感情，赋予了不同的性格，因此，几个主要人物都是有血有肉、活灵活现。

也许是写散文养成的习惯，《浮生》处处可以读到散文笔法——这是双刃剑，尽管文字优美，流畅通顺，但是，还是难掩盖其抒情色彩的，从而使客观冷静的叙述减轻了分量。这不算是什么瑕疵，只是一个人的写作风格。可是，经常性地被一种风格所左右，就会使自己的散文、小说成为同样的面孔。希望任静在以后的创作中注意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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