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夫孙文斌

北京市朝阳区民航总医院急诊科的杨文医生，在平安夜那天，被患者家属孙文斌极其残暴地砍倒在血泊中。

51岁的杨文，性情温柔，大部分时间在急诊科的重症监护室工作。民航总医院急诊科有近20名医生，谁也不会想到，这位对病人以细致温和著称的医生，在临床一线工作27年后，会以这样的方式，倒在病人家属的利刃下。

这是近十年来，中国近300例伤医事件之一，但激越程度尤甚，也掀起了人们持续至今、夜以继日的感怀与愤慨。据丁香园统计，自2001年以来，至少50位医务工作者因暴力伤医事件而失去生命，呼吁“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孙文斌一家

在朝阳区定福庄一排排高楼的东边，有一处破旧的平房，掩映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里面。这处平房盖于几十年前，安置的是当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征用的一片农村用地的居民。目前居住着20户左右，每户面积目测不到30平方米，大多已被当时的拆迁户租了出去。

孙文斌的母亲，95岁的孙某氏，户籍就在此。孙某氏，这个名字，在那个年代非常常见，一些没有名字的女性，在婚后冠以夫姓，后以婚后名字报户口。

据住在平房的人和周边人的讲述，这一家人十年前就已经搬走了，搬去了附近小区。此后再也没见过年纪这么大的老太太。据知情者回忆，因为脑梗塞的后遗症，孙某氏长期卧床鼻饲营养，生活质量不高。

她大儿子曾是中国传媒大学的职工，任食堂经理，但前几年已经退休。他住在管庄路口附近的一栋塔楼里，阳台朝东，喜欢养鸽子。据北二外的保安透露，这位大儿子总是开车进出北二外。弟弟孙文斌和他不住在一起，也不太听他的话。

孙文斌就是民航医院的行凶者，55岁，是一个屠夫。十多年前，孙文斌又养猪又喂牛，曾在通县东边租过一个农村的院子。他的养猪生涯并不顺利，老是死猪丢猪，经常到传媒大学食堂掏泔水。

据和孙某氏一个病房的人回忆，孙文斌和值班大夫拉过家常，说他下过海、挣过大钱、养过猪，也干过兽医，离婚了。孩子上学名额被有钱人顶了，卖过菜，还倒腾过服装。在他的描述中，自己命运悲惨，所有人都对不起他。

95岁的孙某氏平时大多和孙文斌居住，偶尔也到孙文斌姐姐家住。生活拮据的孙文斌赡养母亲，不需要自己贴钱，很可能还有些补益。

出生于1924年的孙某氏，是一名超转人员。也就是指，国家建设征地农民户转为居民户的原农村劳动力中年龄超过转工安置年限（男满60岁，女满50岁）。超转人员，享受城镇退休老人医疗报销比例待遇。年满70岁以上，报销比例90%以上。

事发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12月4日，95岁的晚期肿瘤患者孙某氏突然呕吐不止、意识不清。于是，被几个儿女就近送往北京民航总医院急诊科。

一位医生回忆，因病情较重，当天本要由急诊科转入肿瘤科病房，但正是年底，住院部肿瘤科的重症监护室床位已满，便留在了急诊科的重症监护室。

一位民航总医院的医生，在丁香园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了当时的情况：“接诊的是急诊科的杨文医生。家属签字拒绝一切检查，仅要求输点液，但是输液后病情无改善好转，几个家属就认定是杨文医生输液给输坏了。”

在那位医生的回忆文章中，“我们努力说服家属同意检查，证实病情本就不乐观，老太太全身重症感染（胃肠道、泌尿系、肺部）并伴有心衰、心肌损伤，加上基础病多、高龄、自身免疫功能低下，治疗效果不好预后差是肯定的。我们和家属交代病情，但完全没办法沟通。”

孙文斌尤其极端和情绪化，“总说老太太死了，我们谁都别想活。半个多月，我们上班都是忍气吞声、胆战心惊。”

悲剧发生在12月24日凌晨6点多。在杨文伏案工作时，孙文斌和她交流了20分钟，突然从背后揪住她头发，扼住她颈部，连砍数刀。据一位医生回忆，孙家人说，这把刀是在3天前就备下的。孙文斌早在四五天前就说要杀了杨文。

一个小时后，北京市卫健委组织的来自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和北京同仁医院的抢救小组到达了民航总医院参与抢救。一位参与抢救的医生回忆，“杨文医生满身是血，连颈椎骨都被砍断了。”经过长达13个小时的抢救，最终没能挽回杨文的生命。

另一位医生的回忆中，随后的一幕令人寒心。杨文去世的早上，孙某氏的家人问值班医生，心率这么快，你们不管吗？下午，有五六个人围着质问，老太太什么时候可以住院，不让抽血检查、复查CT。事发第二天，孙文斌的哥哥还在问，老太太为什么越治越差。“尽管早告诉过他们肌酐正常，血象好多了，但他们就是听不到。”

根据其他医生的讲述，12月26日晚上，卫健委组织专家给孙某氏会诊，会诊持续了5个小时。家属要求这位癌症晚期的老太太在经过治疗后，能说（话）能走（路）。12月27日下午，孙某氏被转至朝阳医院急诊重症监护室。目前，孙某氏仍处于昏迷状态。当天，凶手孙文斌被批捕，涉嫌故意杀人罪。

为什么血案发生在急诊科？

杨文的好友张力（化名），现在依旧处于情绪崩溃的状态中：孙某氏本有可能转入医院的肿瘤科，如果能转，也许杨文不会失去生命。

一般而言，像孙某氏这类高龄、全身多并发症的晚期癌症患者，在医保和医院考核机制的双重紧箍咒下，是各大医院的“烫手山芋”。

孙某氏使用的是北京城镇居民医保，到了年底，各大医院担忧医保额度被用完，在住院病人的选择上极其谨慎。像孙某氏这种明显可能极大占用医保额度、治疗希望渺茫的病人，医院住院部往往不愿接收。即使接收这样的病人，住院天数也限制在15天内。一些患者被称为“候鸟病人”，辗转于各大医院的住院部。而一部分无法“住院”的病人，往往会被送到医院急诊科。这家医院不接收的住院病人，也是先转到下一家医院的急诊科，由急诊科再转到住院科室。急诊科，由此承载了医患关系的不可承受之重。

具体到民航总医院，这家医院虽然是三级综合性医院，但救治疑难杂症的能力有限。而一位身患多种并发症的晚期癌症高龄患者，治疗过程中充满风险。尤其是家属情绪极端，总是干预医生治疗，又对治疗结果抱有不切实际幻想。加之肿瘤科床位一直比较紧张，才让孙某氏在急诊科的重症监护室呆了20多天。其间，急诊科曾向家属提出转院建议，家属均不采纳。

但即使转入肿瘤科或者其他医院，万一病人死亡，那么，受害的可能不是杨文，也可能是其他医生。只不过，急诊科在这一系列的规则背后，成为承担风险最高的科室，而杨文医生，成为这一风险中，全部后果的承担者。（据Vista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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